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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武院的《伐蜀攻略》虽说只是初稿,但基本对两川进行了完整剖析,提出的伐蜀策略可行性也是极高,虽则如此,这份评估却也没有太多需要说叨的地方,毕竟是一份纯粹的军事报告。
这份报告在修改、完善之后,自然会被送上李嗣源案头,若是两川形势恶化,大唐与孟知祥不得不开战,这也将成为大唐日后伐蜀行动的重要依据。
对待孟知祥,之前李从璟与李嗣源就已定下策略,也施展了众多措施。然则孟知祥认准了现今大唐无法对其进行攻伐,因而其狼子野心已愈发不可遏制,对待朝廷诏令从来都是阴奉阳违、敷衍了事。这就使得大唐明面上拿他仍然没辙——就连减赋的诏令,孟知祥也未施行。
说来孟知祥也是一时人物,身边以不乏辅佐之人,自然不会如此好对付。
前些时候,朝廷派遣李严去到蜀地催响,意欲运回蜀地府库的钱粮,李严到了蜀地之后,孟知祥不仅不奉命,反而给他安上一些罪名,将其扣押。
如此行径,已然跟造反无异,就差正式跟朝廷撕破脸皮了。
孟知祥为西川节度使,朝廷眼下限制孟知祥的策略,是在东川节度使身上做文章。原本,东川节度使为董璋——后与孟知祥一同举事然如今董璋早已身死道消,眼下的东川节度使,乃是庄宗任命的李绍斌。
朝廷因是下令,将李绍斌移镇横海,另用大同节度使秦仕得出镇东川。
比之两川,眼下朝廷对藩镇的焦点,还是集中在荆南,因为荆南形势变化得更快些。
高季兴索要夔、忠、万等州,依照李琪所献对待荆南应该“缓图急击”之策,李嗣源便答应了高季兴所请。原本此事就此罢了,高季兴得到好处,总该消停一段时日。
谁知这高季兴上表之后,不等朝廷下诏,即自行发兵占据夔州。更为过分的是,他竟然拒绝朝廷使臣入境!
如此作为,顿时让朝廷脸面无处安放,是可忍孰不可忍,若是任之由之,往后天下藩镇还有谁将朝廷放在眼里?
李嗣源大怒,欲兴兵攻伐,甚至连将帅都已选好,要以襄州节度使刘训为招讨使,攻打荆南。
若果真如此,则荆南必定如历史原迹,最终投向吴国。
时值李从璟东行滑、濮,在接到李嗣源递来的消息之后,连忙上书,请李嗣源不得妄动刀兵,并且献上应对之策:夔州既已许给高季兴,如今他夺了,给他便是。然则为惩罚其鲁莽行径,忠、万两州,不再相予。
随李从璟上书一道送回洛阳的,还有李从璟攻下濮州,尽屠银枪效节军与其家属数万人的军报。
高季兴原本还想要忠、万两州,甚至是归、峡等州,得知李守敬作乱,而百战军三日克城,银枪效节数万人被诛尽的消息后,大为惊骇,随即上表谢罪,表示愿服从朝廷安排,只字不再提忠、万等州。
由此,两者相安,李嗣源也就罢了让刘训去攻打荆南的念头。
只要高季兴还给朝廷留脸面,不让朝廷太难做,朝廷就能让他再多舒服一阵子,日后南定荆南,也不会让高季兴太难看。
然而可恶之处在于,高季兴此人,不仅贪得无厌,而且实是恬不知耻、反复无常之辈,开春之后,闻听朝廷推行新政,知道朝廷眼下重心在新政上,有意谋求举国稳定、繁荣,竟然趁此时机再次上书,索要忠、万两州!
在这种背景下,《定荆南》之策应运而出。
《定荆南》此策并非出自军情处、参谋处或者演武院之手,而是桑维翰提交上来的进言。
桑维翰在《定荆南》中的见解,可谓入木三分。他言道,“高季兴之所以觊觎夔、忠、归、万、峡等州,一是贪利之心,二是不安之心,因贪利,故而所求甚多,因不安,故而求众自保,而之所以起此二心,一是因其蔑视朝廷,二是因其畏惧朝廷。”
桑维翰又言道,“有此心,尚不足以成今日之象,使其有所行动者,在内外之惑。内惑,源自司空梁震,外惑,源自江南杨吴。司空梁震,素为高季兴所倚重,而自恃才智卓绝,加之其人心无朝廷,故而甚不安分,每每意欲搅动风云。江南杨吴,素来觊觎荆州,欲化为己有,以固江防而拒王师,故而多有许利之言、蛊惑之词。”
桑维翰提及梁震时,对其有所评价,这个评价李从璟是认可的。对梁震此人,李从璟也知晓一些他的轶事。
前梁据有中原时,荆南向梁称臣,庄宗入主中原后,高季兴非常害怕,为避讳庄宗祖父李国昌之名,改名高季兴——他原本叫高季昌,并且要亲自入朝拜见庄宗。当时梁震就曾劝说高季兴不要去。
梁震对高季兴说:“大王本梁朝,与今上世称仇敌,血战二十年,卒为今上所灭,神器大宝虽归其手,恐余怒未息,观其旧将,得无加害之心,宜深虑焉。”劝高季兴固守自保,不要自投虎口,高季兴不听。
而后高季兴入朝拜见庄宗,归途中差些被庄宗派人杀掉,回到荆南后便对梁震感激涕零。
梁震就对高季兴道:“唐主身经百战,如今方得河南,便居功自傲,得意忘形,如何长久?”高季兴觉得梁震说得很对,随即修城积粮,招纳梁朝散兵,日夜操练,以加强防备。
后来郭崇韬攻蜀,庄宗令高季兴为西川东南面行营招讨使,高季兴上表请攻夔、忠、万、归、峡等州,得到庄宗应允后,却按兵不发。之后蜀国被灭,高季兴竟然大惊道:“此乃吾之过失!”
梁震此时却说:“唐主得蜀,势必益骄,骄必速亡,何足深虑,此正我等之福!”于是拾掇高季兴截住江中,遇到唐吏将蜀国财物运往洛阳,就中途劫走。前后得财四十万,杀死押官韩珙等数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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