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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六七二章 矛盾滋生
南京,憩园。
戴笠一大早就赶来觐见校长。蒋介石端坐在书房里,身穿府绸薄长衫,脚蹬圆口布鞋,目光炯炯,表情平静。
戴笠此行,是要把几份重要情报呈送蒋介石。
一份是昨天出席安毅晚宴的所有军政两界要员及黄埔同僚的名单;一份是昨夜晚宴即将结束时,与陈继承、杨杰等人一同赴宴的黄埔同学名单;一份是第三十集团军内部及南京机场传递来的秘密消息——鲁逸轩、曲慕辰两名统兵大将,于晚上九点至南京,凌晨五点雷雨停歇后即返回山西。
蒋介石看完情报,眉头紧皱,心情有些复杂。
第一份情报表明,安毅的声望已经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军人不得干政是自己的死命令,这么多军政要员不顾自己禁令,选择出席安毅的晚会,显然是看好安毅的发展和前途,又或者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安毅创建的南华政府,如今已经得到世界各国承认,就连美英法德意等国也选择与之建交,在国际公法上南华已经是与国民政府平起平坐,照理说安毅不会舍易求难,跑来染指自己执掌的南京政权。
但是,安毅向来不以常理出牌,现在有日本这个威胁在,为了不至于落上煮豆燃萁、同室抄戈的罪名,安毅肯定不会选择向自己伸手。但是,日后日本被赶出中国去了呢?届时,西南有安毅的巨大威胁,东南有桂系俯视耽耽,西北、华北有作乱,东北刚刚光复一片狼藉,自己仅以江南之地,何以对抗?
因此,在抗战结束之前,把安毅势力逐出西南,是最为稳妥之计。到时候中央坐拥西南的工业基地,进可攻退可守,已立于不败之地。
不过,如何寻找个名头,却让人值得思量。
第二份情报,既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又在情理之中。
陈继承的军训次长职务,看起来似乎位高权重,实际上如同鸡肋。军训部掌全国陆军训练、整理、校阅,负责军事学校教育建设改进,对国民进行军事教育规划及校阅,其职权根本无法与军政部、军令部相比,眼看着以前的下属纷纷成为师长、军长,陈继承能耐得住寂寞才怪。
还有杨杰,这位虽然有能力但不会为人处事的将领,几乎将大本营的将领得罪了遍,不仅何应钦处处专门针对他,就连陈诚、白崇禧等人也和他有颇多矛盾,他每提出一个建议,不管对错都会遭到诸多攻讦,再加上宋美龄、孔祥熙和宋子文都看他不顺眼,仕途能顺利才怪。自己好意给他一套《曾文正公全集》,让他好好反省一下,谁知道竟胡乱写了些读书心得来糊弄自己,把自己气得够呛。
这两位想另攀高枝,可以理解。
目前南华刚刚拿下暹罗,想必许多位置会空缺出来,以陈继承和杨杰的能力,过去一个军长或者是省长的职务,是跑不掉的。不过,自己能够放任他们离开吗?这个问题还得多考虑一番,细细权衡其中的利弊再说。
至于那些想改换门庭的黄埔学生,蒋介石倒没怎么放在心上。以自己用人的原则,黄埔生具有优先选择权,如果连这么好的机会也把握不住,说明不堪使用,对于这些人放走没什么可惜的。
第三份情报,却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警惕。
鲁逸轩和曲慕辰属于集团军级的高级将领,特别是现在第三十集团军扩编到了十一个师,而且这些师都是大师编制,人数在两万五千人左右,相当于其他师两个师了,在华北算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四月份,自己刚刚给鲁逸轩和曲慕辰晋中将加上将衔,又一口气颁发青天白日勋章、宝鼎勋章若干,百般笼络示好,但现在看来,好像效果不大,这不,连到南京这么大一件事情也悄悄摸摸,难道真的视我无物不成?
蒋介石沉吟许久,指示戴笠继续严密监视安毅在南京的一举一动。
心领神会的戴笠刚刚退下去,王世和进来报告说,英、法大使造访。
蒋介石换上一身威风凛凛的黄呢统帅制服,头戴圆顶军帽,腰佩中正式短剑进入会客厅。蒋介石接见外国使者一向极为讲究,值此抗战期间,服装便是一个重要道具,蒋介石要通过这种外交形象,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确定不移的信息,那就是自己的领袖身份不可动摇,蒋委员长是中队的最高统帅。
……
在内,汪精卫始终以孙中山正统人自居,但他每次上台都被军人赶下台,因此同军人当政的蒋介石势同水火,他领导的反对派一天也没停止过倒蒋运动。
汪精卫早年留学期间就接受“亚洲须由日本来领导”的观点,在其文章和演讲中反复阐释“欲做先生,先做学生”的强国理论,认为日本人请来西方人做先生,才有了今日列强之一的日本,中国要富强,应虚心拜日本做老师。
随着抗战爆发,汪精卫稍微低调了点,但依然鼓吹中日亲善互相提携,散布合作两利、战则两伤等对日妥协言论,实际上从汪精卫及他的团体,一直与日本保持秘密外交渠道,没有一天中断过。
今天到江南酒店,汪精卫是出席在这里举行的苏、浙、赣、皖四省区爱国士绅抗日募捐大会,身为中政会主席的汪精卫,控制有党部、国民议会以及多个政府要害部门,而江南四省区的士绅中,有许多资深元老,汪精卫要想把蒋介石赶下台,离不开士绅们的鼎力支持。
“汪主席,建丰,什么事情聊得这么投入?”安毅走近谈话中的汪精卫和蒋经国,向抬头望来的刘首江点点头,含笑看向汪精卫。
“原来是安主席!”
汪精卫一脸从容:“我在和建丰谈他在江西实行的变革……这些天开会,江西士绅不断向我控诉,说建丰的改革太急进了,当初红军被挡在赣南,江西中部、东部和北部地区没有受到影响,如今被赶出了江南,江西反倒开始全面推行赤化政策,让人无法接受。我叮嘱建丰一定要注意工作中的方式方法,若是收到控诉太多,我可是会毫不留情地挥泪斩马谡的哦。”
“是的,精卫先生!”
蒋经国呼吸有些急促,显然是压住心中的怒火,勉强笑道:“我一定会多加留意的,不过,对于那些与今年三月份刚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精神背道而驰的恶霸地主,我依然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打击。为了团结绝大多数人一致抗日,我们必须牺牲少部分人的利益!”
“说得好,对于那些为富不仁,欺男霸女横行乡里的豪强恶霸,妥协只会助涨他们的嚣张气焰……”
安毅接过话头,正色道:“现在日我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央先后颁布《战时农办工商管理条例》、《非常时期经济法案》,还有建丰所言之《抗战建国纲领》,这些都是指导农村工作的硬性规定。但有些人就是拒不服从,把国家下发的征缴粮食的任务摊派到农民身上,地租丝毫不减免,反而催讨欠租,逼得佃户卖儿卖女,还成天想方设法的谋夺自耕农的田地,这样的人不严厉打击,难道要把活不下去的农民都逼到日本人那里去吗?”
“安主席所言,毕竟是少数!”
汪精卫板起了面孔:“据我所知,大多数地主也是靠自己的辛劳发家的,佃户和地主之间实际是一种契约关系,虽然收租的比例未必合理,但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而且没有地主提供的土地,佃户也只能饿死。从法律角度来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建丰在江西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严重违背了法律精神,若要深究,恐怕未必没有责任吧?”
“法律也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当年满清视我民众为犬马,随意剥夺,一个名目下来,许多人家便是倾家荡产的结局。因此,不管是民国草创时的《临时约法》,还是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都追求保护人民权益。
“但今时不认同往日,现在是战争期间,根据鲁登道夫总体战精神,战争不仅仅不仅针对军队,而且全体国民都程度不同地直接承受着战争的苦痛,受到粮食禁运和宣传等活动的间接影响。战争使得各种作战手段都为这一无情的现实服务,敌对双方在宽大战场和海域作战的同时,也需要对敌国人民的精神和肉体施以攻击,以达到瓦解其精神,瘫痪其生命的目的。
“所以,要想赢得战争,全民都必须决心投入战场,每个人都必须不遗余力,奉献全部身心。战争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因为战争的目标是针对整个民族的。从这一点看,建丰在江西的所作所为,应该值得肯定,而不是指责。” 安毅解释道。
汪精卫冷哼一声:“我是政治家,不管战争。战争是军人的事情……”
“幼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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