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五十章 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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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百五十章周部长

说到这里，高飞的语气变得异常凝重：

“武汉会战的结果，大家都已经看到了。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日本大本营认为‘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发动武汉会战，迅速攻占武汉，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为此还规定‘集中国家力量，以在本年内达到战争目’”、‘结束对中国的战争’。但是，中国政府既未因武汉、广州的失守而屈服，日本的侵华战争也未因日军占领武汉、广州而结束。

中国政府在武汉失守后声明说‘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国抗战之决心，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我们将‘更哀戚、更坚忍、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戮力于全面、持久的抗战。而在日军已经占领的后方，大批的抗日人民武装成长起来，大片的国土又被收复。用日军自己的话说，日军占领的‘所谓治安恢复地区，实际上仅限于主要交通线两侧数公里地区之内’。因而可以这样说：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由于中队的坚强抗击，日本动用了当时能够集结的最大兵力。用于进攻的编制人员25万人，会战期间曾补充四五次人员，投入的总兵力当在30万人左右，发挥了陆、海、空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苦战4个半月，不但没有歼灭中队的主力部队，没有使中队的抗战意志和战斗力有所减退，反而使日军的有生力量遭到了严重的打击。据日军发表的统计资料，第11军伤亡21886人，第2军伤亡9600人，连同海军及陆海航空兵的伤亡人数，总计约3.55万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为25.6万人。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必然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战略保守。这就使中国的抗战由战略防御阶段发展为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则陷入了它自身所最不愿意进行的持久战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从而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

高飞嘴角露出了一丝罕见的微笑，似乎胜利已经就在眼前：

“日本是一个岛国，战略物资缺乏，主要依赖输入，而当时日本的经济实力并不很强。据日军战史记载，‘七七事变’时日本储备的黄金，包括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全部只不过十三亿五千万日元；而对日来说，对战争规模起着制约作用的，实际上还是它的黄金储备量。它意味着日本的正币储备量从最初就限定了这场战争。日本发动了战争，却又千方百计地谋求早期解决，为了维持侵华战争，1937年从海外输入的军需物资总额达到九亿六千万日元”。到翌年的6月，为了进行武汉会战，连学校教练用的步枪都被收回，用于装备扩建的军队。更由于兵员的不断增加，国内劳力、粮食、能源均感不足。

武汉会战结束后，日本军费的支出已达61亿日元，已远远超出了日本国家的储备量，从而使日本国力穷困急剧表面化，已经失去了充分保障军队军事物资供应的能力，也加重了中央统帅部首脑的痛苦和压力。

因此，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我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日本拖不起这场战争，但我们拖得起！”高飞的语气铿锵有力：“我们的蒋百里先生曾经说过一句话，在此我可以告诉在座的记者先生，也可以告诉全国正在与日军进行浴血奋战的所有将士和百姓们。

‘对日作战，不论打到什么地步，穷尽输光不要紧，最终底牌就是不要向日本妥协，唯有长期抗战，才能把日本打垮。一言以蔽之，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中队的武器和兵员素质不如日本，这是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但日本兵力虽强，它却有致命的弱势：日本人口少，兵员不足；国土小，资源奇缺；国力弱，不利于长期作战。而中国人口众多，兵员充足；领土广大，资源丰富。基于此，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我们则应反其道而行之，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要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时间的消耗，彻底拖垮日本！”

高飞说完了，记者席里静悄悄的。

接着，先是中国的十多位记者鼓起了掌，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掌声的行列之中……..

问题一个接一个的扔给了高飞，高飞回答的非常迅速并且从容。重庆市长张笃伦看了一下时间，打断了记者们的提问：

“诸位，高将军军务繁忙，记者会到现在已经过去一个半小时了，现在，再提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

还是那个美国记者抢到了发言权：“高将军，美国对于中国非常感兴趣，对于您也非常感兴趣，在可能的情况下，您会访问美国吗？”

高飞沉默了下：“我想，如果我的政府批准，我会的。对于美国，我对它对有一定好感的，我希望它也能参与到全世界反法西斯的队伍中来，与所有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部队一起，彻底打败敌人，恢复世界和平。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愿，是否能够成行，我必须要服从于国家的派遣，谢谢。”

当高飞起身离开的时候，他的身后，再度响起了最热烈的掌声。

高飞的这一次记者会，显然是成功的，各大报刊，用了最短的时间，刊登了高飞答记者们的全文。

尤其是在高飞回答为何抗战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些话，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抗战是持久战，坚持以往，中国必胜，日本必败”这一“持久战”的理论，不是高飞首创的，也不是任何人首先提出的，唯一第一个提出“持久战”理论的，是蒋百里先生，是“唯一”，而不是“之一”！

可惜的是，蒋百里先生已经去了，高飞想要当面向他请教的愿望，也再也不能实现了。

有的时候，高飞甚至怀疑蒋百里先生是不是也是来自于另一个时空。

有个传奇故事，高飞一直记在心里。

1932年2月1日，蒋百里和他的友人曹聚仁等人在上海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馆喝咖啡，蒋百里手持一张上海《每日新闻》，突然指着《每日新闻》上他正在看的一则电讯让曹聚仁等人看，曹聚仁等人一看，那只不过是一则普通的简短电讯，那电讯上说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昨天晋谒天皇，蒋百里说这就是报告日本出兵的意思。以日本的运输能力，以及由长崎到上海的水程，蒋百里以十分肯定的语气对曹聚仁等人说，六天之后，即7日早晨，日军会有一个师团到达上海。曹聚仁等人当时并不以为然，但六天后，果然被蒋百里言中：7日早晨，日军的第九师团果然毫厘不爽地开到了上海，参加作战了。曹聚仁等友人连连称奇，此事在当时广为流传。

当时蒋百里并无内部消息和其他特殊途径，依据一则寻常新闻，就能推断出日本即将出兵，没有对日本战时行政体制的透彻了解，没有对岛国国民性格的整体把握，没有对日本运输、交通、运量、军队建制、后勤补给等方面的常识储备，蒋百里不可能料事如神。

论见识、论胆量、论韬略……...高飞知道自己哪一方面都不如蒋百里先生，可惜的是，天妒英才，自己无缘一见蒋百里先生。

高飞有的时候在想，如果可能的话，自己一定要把先生的名字一代代的传扬下去，要告诉自己的后人们，是先生写出了“国防论”，是先生提出了“持久战”，又是先生和蒋介石一起，制定出了完善的对日作战计划，牵着日本人的鼻子，一步步的带着日本人进入到了一个早已挖好的巨大陷阱之中，最终导致了日本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