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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就是严尤,他不久跟刘秀也有大仗要打。
刘秀深知叔叔的为人,叔叔绝不会贸然行事,置大家于死地。
他完全相信叔叔是说着玩儿的。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安排人尾随刘良观察动静。
那人悄悄跟着刘良,见他回家后虽然生气,还是像以往那样,坐在饭桌前吃饭。
刘良似乎知道有人来观察自己,边吃边故意大声喊道:
“我非去官府告发你们!”
刘秀听到报告,觉得无论如何不能让叔叔去告发。
他虽然知道叔叔的为人为事,但造反毕竟不是小事,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觉得自己必须直接跟叔叔把话说死。
第二天一大早,刘秀来到刘良的住处,见叔叔仍然在生气,开玩笑地问他:
“您准备什么时候到严将军那儿去告发我们?”
刘良沉吟了一下,很害怕、又认真地说:
“我不过吓唬你们罢了,你们何苦非要造反呢?!”
(“我为诈汝耳,当复何苦乎?”)
刘秀一听,放下心来,觉得必须先把叔叔的思想工作做好。造反,自然有很多的理由。
一见刘秀坚定不移的决心和镇定自若的态度,刘良很无奈,不得不同意跟着起义。
我们要说明的是,举兵起义不同于赶庙会,也不同于今天从农村进城看热闹,不仅风险极大,而且过程极为辛苦。
当自己的侄儿坚决要举兵时,刘良的为难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自己老了,如果跟着起义,不知将来魂归何处;而要是不跟着侄儿干,有可能立即被官府抓去杀了。
刘良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带领妻子儿女跟着舂陵军走。
当年11月,小长安之战,刘秀、刘縯的舂陵军与南阳郡的军政首脑甄阜、梁丘赐交手。
舂陵军大败,刘良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死于乱军中。这对于年迈体衰的刘良无疑是个极大的打击。
当时的情形十分窘迫,舂陵军的物资十分紧缺,甄阜、梁丘赐又追杀不舍,刘良只好骑着牛,一边哭着一边跟着大家逃命。
对于刘良,我们不能要求过高,因为他是个普通人。
就象我们不能要求每个普通人都能象刘縯那样气吞山河,象刘秀那样君临天下,我们对刘良也没有理由苛责。
他为人为官都很平凡,也很尽责。
他已经退职在家休息了,希望安度晚年,希望孩子和家庭平平安安,这在任何时期,都是老年人的权利。
只是,这个世道太混蛋,侄儿们又确实太优秀,怎么办呢?跟着走吧。
其实,在舂陵军起事之初,即使刘秀的至亲中,不理解、不支持的也不仅仅是刘良个别人。
比如邓晨,他始终是刘秀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舂陵军起事最早的响应者,而他的亲友则不然。
刘縯、刘秀在舂陵树旗,他在家乡新野聚众呼应。
当舂陵军攻占棘阳(今河南新野境内),他立即带领亲朋好友投奔刘縯、刘秀。
不久,舂陵军在小长安落败、退守棘阳,新野县长就开始报复邓家,追杀邓家亲友,拆毁、焚烧邓家的祖屋、祖坟。
这样,邓晨的亲友就开始埋怨他:
“咱自己本来家境富足,不愁吃穿,你偏偏要跟着老婆的娘家人往火坑里跳!”
(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
当然,邓晨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我们再回到眼前。舂陵军队伍还没有开拔,即陷入孤立无援、人心涣散的境地,刘縯、刘秀兄弟显然不能坐视。
刘秀清醒地认识到,造反不是请客吃饭,不是聊天开玩笑,在这样大战临头的危机时刻,带领这样一支人心不稳、人数也有限的队伍,又没有外援,是极其危险的。
情形十分危急,官府的军队随时可以杀来。
旗帜已树,当务之急是凝聚人心。
他当即决定出一险招。
刘秀敏锐地觉察到,反莽复汉已是人心所向,目前人心恐慌,除了受宛城李通家灭门之祸的影响,还与大哥刘縯本人有关。
与大多数人比起来,刘縯不仅优秀,而且还很杰出。
刘縯为人豪爽、轻财好义、爱憎分明,这是大家公认的。
但是也有一缺点,他性情刚烈、好冲动。
这个缺点平时不太容易引人注意,但关键时候则可能是致命的。
更可怕的是,刘縯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个缺点,而别人提出来时他还不愿承认。
跟着一个很能干、但好冲动的人去砍人,乡亲们这时对起义的前景实在拿不准。
刘秀觉得事到如今,这个凝聚人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自己直接来做了。
一天,刘秀着一身戎装,身穿红色的将军战袍(绛衣),头戴武士使用的头盔(大冠),有意在人群面前走来走去,作出随时准备跟谁干一架的样子。
这一招果然奏效,立竿见影。
大家见刘秀这般打扮,既大吃一惊,又很快安下心来,相互嘀咕道:
“连文叔这样平时谨慎稳重、文雅厚道的人也起来造反了,我们怕什么!”
(谨厚者亦复为之)
这个时候的刘秀27岁,已经到了可以托付事情的年龄。
在大家心目中,他人品好、学历高、有本事,他虑事周密、办事稳当,很值得信任。
是啊,连温文尔雅的文叔都卷起了袖子,我们还怕什么?!
刘秀的高调入局增强了大家的信心,舂陵子弟们很快安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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