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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宜兴阻击战的指挥官,刚刚从浙东前线败退下来的毛泽覃,也是憋住了劲儿地要打一场翻身仗。虽然他手下的兵力和重装备相对比较少,得到的空中支援也不如苏州的主战场,但毕竟已经比之前在江西反围剿的时候要强上好多倍,故而依然在宜兴打得有声有色,让若山善太郎中将寸步难进。
——由于严重的骄横轻敌,布置在江南的两个师团里,仅有四个大队实际开赴前线参战,并且因此而不得不过度依赖极不可靠的国民党军队的缘故,日本“南支那派遣军”发动的此次攻势最终失败——虽然在西边的宜兴方面取得一定突破,占领了若干乡镇,但在苏州的主战场上却是大败亏输,最终非但没有击败红军,还在4月5日丢失了无锡,导致整个太湖水域完全变成了红军的内湖……
对此,挨了当头一棒的侵华日军“南支那派遣军”,自然咬牙切齿,悔恨不已,决心在准备充足之后,就要卷土重来,再次在太湖跟红军一较高下……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因为,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最终审判,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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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上海苏维埃的“愚人节通牒”被发出几天之后,终于在全国各地得到了一些反响,可惜大多都是很坏的评价,充满了嘲笑和讽刺。甚至就连不知内情的贵州中央局,都发来了一份教训口吻的电报,认为上海苏维埃政府这种中二气息十足的宣传方式,简直是莫名其妙的乱弹琴:
“……我们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许多人常常以为自己写的讲的人家都看得很懂,听得很懂,其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因为他写的和讲的是党八股,人家哪里会懂呢……”
对此,诸位“游戏异时空”的穿越者们,纷纷在语言上表示谦虚受教,但在行动上却是坚决不改。
而身在上海的鲁迅先生,也对上海红军的这番“放空话”表示不满,尖锐地批评说“你们光靠说大话是吓不死人的”……但鉴于他有着那么多的“日本友人”,诸位穿越者们实在是不敢在事前告诉他真相。
除此之外,胡适在北平广播电台发表的投降主义演讲,更是让上海苏维埃政府的众人跌破了眼镜——在另一个时空,这货虽然跟汪精卫、周佛海勾勾搭搭,组织了一个投降卖国的“低调俱乐部”,但好歹还守住了底线,没有跟汪精卫一起去当汉奸;可是在这个时空,由于欧美帝国主义在日本的侵华战争中,看起来似乎跟日本穿一条裤子,结果这位亲美英的胡适先生在北平沦陷之后,就很自然地投靠日本当汉奸了。
在胡适的投降主义演讲之中,这家伙的主要观点是弱国不能与强国斗:“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我情愿亡国也不愿毁灭”。
因此,在帝国主义的进攻面前,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的,都是有害于民族前途的,都是会招致毁灭的!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顺从投降!素质低劣的中国人就应该乖乖被殖民做牛做马才对,这样的话,兴许在几十年之后,就有可能享受到日本帝国主义赏赐的“文明”、“进步”和“自由”。
至于坚决抵抗日军入侵的工农红军,在胡适嘴里就是“给民族招致毁灭的罪魁祸首”,“反人类反自由反文明的社会毒瘤”,是要被他这种爱国爱民的士大夫踩在脚底下唾骂一万年的。
此外,胡适还阐述了自己的“洋奴观”。就是他认为中国的一切都不如外国,公然说:中国这个民族是“又愚又懒的民族,一分像人九分像鬼的不长进的民族……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知识、文学、音乐、艺术、连身体都不如人。”不过,他认为就算中国亡了自己也不会当亡国奴,因为他可以去做美国人,并说这就叫做“去无道而就有道”!
……
这样一番堪称是不要脸到了极点的卖国言论,让众人在收音机前听得瞠目结舌。尤其是胡适曾经的上司和老朋友陈独秀同志,更是气得涨红了脸,准备写稿子跟他对喷……而王秋也是听得不胜唏嘘:
“……唉,记得在上高中的时候,我还挺崇拜周作人和胡适这些民国小资文人的,但随着年龄和阅历增长,就越来越反感他们了……一句话:‘文人无德’!这帮家伙不仅缺乏最起码的责任心和耐心,还大多不事生产。他们不仅满脑子都是浪漫主义的花言巧语,还喜欢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俯瞰众生,完全不顾自己的节操也是一屁股的狗屎。他们总喜欢打扮出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臭屁模样,但却又打心眼里视他人为愚民!别看他们嘴上总是打着为百姓立命,为天下谋民主和自由的口号,但要是真让这些西装革履高贵冷艳的“文曲星”们,下到基层去和泥腿子在一起待几天,他们就马上要原型毕露了——那些口口声声喊着人权和自由的家伙,其实往往是最不把老百姓当人看的!真不知日后为啥还有那么多人追捧他们!”
“……这个我倒是有一点理解。毕竟,我跟如今胡适也算是同行。”金奇娜插嘴说,“……在我们那个时代怀念民国的文艺青年,并非不知道新中国远远强过民国,只不过是希望能过上民国文人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生活而已。而他们之所以厌恶新中国,硬是将其视之为炼狱,也是因为新中国破除了愚民政策,实行了全民教育,结果导致了文化贬值,使得文人们再也没有过去两千多年里那种高高在上的优越地位……说白了,就是一群头脑还活在封建年代的文艺青年,在新时代里发出的丧家之犬的哀嚎罢了!”
说到这里,她忍不住叹了一口气,“……未来的文人之所以没有民国时代的文人舒服,因为民国时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人都是文盲,他们这些霸占了知识的家伙说啥就是啥,哪怕是随口忽悠,老百姓也只能听着。哪怕是拿假文凭的半桶水,照样也能够做大师——到了二十一世纪,哪里还有那么便宜的事?那些公知和大V若是没有美国人的津贴和卖国反动势力的豢养,只怕是连糊口都困难吧!”
“……事实上,如今的胡适、周作人、宋美龄这些右派名流,根本就是各大帝国主义势力培植起来的在华代理人和代理人替补,不然以胡适区区一介学者的身份,又哪里能在国民政府里呼风唤雨?”
杨文理教授也补充说道,“……我们中国有着一百多年沦为半殖民地的历史,外国势力在中国培养投降主义代理人的行动,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即使到了我们的时代,像胡适那样崇洋媚外、鄙视同胞的‘卖国有理’思想,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有人在继承、复活和发展……这充分证明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啊!”
听了杨教授的这番感慨,王秋也是不由得心有戚戚然。
在王秋成长的时代里,一直活跃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披着慈善的外衣,打着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幌子,总是像斗士一样跟国家,民族和制度作斗争,仿佛完全就是劳苦大众的代言人。他们的这种光辉形象,就像病毒一样在国内肆虐蔓延,某些无脑粉丝们看见他们,就像在风雨飘摇之际看见自由女神。
在那个时代,他们的洋爹洋妈一旦出了事故,他们当真是比死了亲爹还难受。那一刻,他们全都是白种人。他们会以人权高于一切来号召中国人表现出人性的闪光点。
可是,当他们的祖国,他们自己的同胞真正的遭遇了灾难,他们的人性却一再的泯灭。他们仿佛变得只是旁观者,只是一再的表示幸灾乐祸,并且利用这些灾难事故来攻击他们的祖国。
我们可以叫他们精英,也可以叫他们公知,其实,他们还有一个更传统的名字:卖国贼。
“……无论中华是强盛还是积弱,只要有外国主子愿意出钱收买,那些没了良心的卖国贼总是层出不穷、没完没了的。想要彻底根除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买主给砍了。”
马彤学姐如此总结说,并且对王秋问道,“……对了,你那边的氢弹准备得怎么样了?”
“……遥控和导航装置均已准备就绪,正在进行最后的调试……接下来就是等着一声BOOOM了!”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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