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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来马,田平仍旧不敢骑马只是坐车。两人便去了一处附近的一处酒楼,随便要了一桌菜品,也没点陪唱陪玩的倌人。
才坐下,田平笑着扔给刘钰一本书道:“我妹妹叫我捎来给你的。”
刘钰扫了一眼,知道里面肯定还有信件,便先将书收好。
田平也不客气,自饮了一杯后道:“我回京这事,也是我那好妹妹跟父亲提的,只说不合适,也免得日后有什么事叫人攻讦。再者,如今松江那边管的事越来越多,银子收的也越来越多,我这样的品级也不适合管那么多了。”
“不过这几年又是收印花税、又是多了关税、股税,多亏了守常兄,这里面也折算了我的功劳。想想也是,如今松江就是个大钱袋子,地位不比从前。”
“父亲也觉得是这么个意思,在那久了,免不了惹麻烦。日后那里必是一个多事的地方,银钱太多,稍微管不住手,便要出大事。”
刘钰敬了一杯,笑道:“那里是肥缺,但也确实容易出事。既是升了品级,回来也好,远离那是非之地。”
田平既从松江回来,这应该不只是田贞仪和齐国公说的,而是此时情势下的必然。只是既主动提出来,皇帝也好借着这个机会调一调。
这几年松江蒸蒸日上,借助丝、棉产地的优势,对外贸易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这个钱袋子日后只会越来越大,皇帝自己应该也意识到了,所以既是让齐国公兼领关税的事,田平也就只好离开。
看来皇帝对将来的贸易收入信心满满,只怕日后松江海关、交易税等等部门,要安排节度使品级的官员去管,而且还得是皇帝的心腹。
不管是自己,还是即将成为亲戚的齐国公一族,日后可能很难再伸手这个皇帝眼中的大钱袋子。
“田兄既回来了,又授何职?”
一说这个,田平脸色就难看起来,苦恼道:“旧职已去,新职未授。但我可能要被扔到欧罗巴去,做驻使。”
刘钰大笑道:“不能吧?当年跟着你父亲去欧洲的人可是不少啊,应该也是从那里面挑才对吧?再说在松江就避嫌,在外交部就不避嫌了?”
田平苦笑道:“外交驻使,避什么嫌?和我一并选出来的人好几个,过些日子我们就要去学些西洋的礼节。况且西洋诸国又非只有罗刹和法国,那些人便是去过,也还不多是走马观花?我在松江,总还了解关税等事,亦知行情。”
“陛下又讲了个故事。”
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
说罢,田平道:“陛下以为,若以科举臣任驻西洋,其心必怨,以为天朝体面全无,必不尽心,且多以为耻辱、流放。而且其辈重礼,不能‘从其俗’,恐因礼节上的事,出现不快。”
“我等这些武德宫里出来的,又是接触过西夷的,本身也不那么偏执。加之驻外大事,必以本国为重。陛下以为,勋贵子弟,顾及家中,不那么容易收受西洋贿赂,亦或将一些事和盘托出。”
刘钰点点头,心想皇帝想的有一半有道理,有一半没道理。
自宋之后,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对于一些事确实看的很重。
这也难怪,自信之下,天朝体系尚未崩解,主动外交,无疑是奇耻大辱。
当年占了澳门的,又是葡萄牙这等天主教国家,明末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人,必然是天主教徒。大顺之前能看看外面世界的,也还是那些天主教徒,但信仰问题和宗教问题,使得这条路不可能走得通。
此时的大顺还没有蒙古那么强的军力,不说逼得教廷出台1258年赦令,允许天主教徒祭祖等,就连逼教皇把这份文件从故纸堆里翻出来的能力都没有。
历史上直到日本那边的天主教徒不拜天皇被“天诛”、伪满洲国需要祭孔等缘故,这才使得天主教允许东亚教徒祭祖、祭孔——上帝之名,也是那之后才允许使用的,因为“上帝”是“东方的异教邪神”,不可以称呼陡斯之名。
现在这种情况,是天主教徒的,从教皇搞出礼仪之争后,基本上就彻底完蛋了:你们天主教徒祖宗不拜、孔夫子周公也不能拜、皇帝也不能拜,那你们还是华夏人吗?
也是幸于徐光启的时代,耶稣会里还有些聪明人。要是当年就搞礼仪之争到如此剧烈的程度,就明末的那个环境,天主教徒有一个算一个都要被喷死。
如今士大夫们对大顺降下天朝身份,和西夷外交的事,本就相当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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