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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楚客以交通大臣的身份,参加了这一天的一系列国朝大型集会。
弘文阁会议上,也是正式以学士的身份,成为帝国的新“巨头”。
而促成这一切,明面上的一线爪牙,依然是薛仁贵。
从襄阳四散出去的警察,有不少直接前往穰县,看到的人极多,自然而然也会让人联想。
于是乎,原本湖北省内部消化的“铁道债券”,再度被拔高到了帝国全局的层面。
“汉安线”已经不能够满足京中新贵们的胃口,而李皇帝长孙皇后也颇有点时不待我的意思,在原先早就有过论证的基础上,大胆地规划了“三纵一横”铁道线路。
其中“三纵”就是以“汉安线”为基础,然后东西各以襄州、濠州为转运中心,设置“铁道转运使”,主持修建未来北上的铁道线路。
濠州北上线路是为了联通徐州、兖州,最终接入济水,等于就是南运河以北广大地区的重要运输路线。
襄州则是北上通过邓州,最终按照原有的规划路线,进入京畿。其终点和“汉安线”是一致的,只不过让荆襄更加直接地和中国接触交流。
这“三纵”,因为地理地貌的缘故,对于钢材消耗量不大,工程难度也要相对简单,沿途的城市人口、原物料资源、农副产品、手工业品又极其丰富,对朝廷而言,有百利而无一害。
甚至还能通过“三纵”线路,在资源分配上进行中央调控,这种需求,对于弘文阁诸位相公来说,本就是实现政治抱负的本能。
而“一横”,则是把原有的“京洛线”进一步拓展,自洛阳出发,进一步向东,过郑州、汴州、曹州、宋州最终也接入徐州。
长期看来,对南运河的利用率,可能会大大降低,但短期内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想要达成“三纵一横”,其工程规模之大超乎想象。仅仅一个“汉安线”,就已经是千难万难,总投资量对武汉而言,都是贵得惊人,而且什么时候回本,都是遥遥无期的事情。
按照“汉安线”的成本来计算,“三纵一横”不管哪一条路线,都是千万贯级规模的投资。
这种长期的大规模投资,已经不是普通土豪能够参与的游戏。
没有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普通豪强面对这种规模的投资,连伸手的勇气都没有。
只是,但凡看了两年报纸的贞观新贵,对“铁道”这个新事物,并没有陌生感。
“汉安线”东宫之前,《洛阳日报》就已经吹风了一年多,各种“蒸汽机”模型和应用安利,也早就为人所知。
最出名的,便是“永兴象机”,哪怕是现在,从武汉学到一点技术的地方巨头,只要是涉及到采煤业和煤炭加工业的,复制一台“永兴象机”,甚至连2.0版本都不是,造出来也不会亏本。
精英基层对新技术的应用,基本都做到了心中有数。
所以,当弘文阁对外公布“三纵一横”铁道线路的时候,薛仁贵的名字只是在报纸上一闪而过,逆旅、客舍的小报、杂志上混了个脸熟,但这不妨碍他第三次“威震华夏”。
即便版面很少,但鼓吹薛仁贵是湖北省两条铁道线路的“守护神”,却三天两头没有停歇的意思。
整个官场和民间的气氛,逐渐把薛仁贵的形象在推高。
不管是在湖北还是在京城,薛仁贵绝对算得上是“政坛明星”。
有识之士以及两朝老臣们都敏锐地把握了一种变化,那就是,以往“养望”的方式,可能将会在贞观二十六年之后,彻底失效。
市场,或者说贞观朝君臣百姓这些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每掏出一个开元通宝在投资一项事物的时候,要看到它的全貌,要看到它的真实。而真实,需要曝光需要描述需要活灵活现。
旧有的“酒香不怕巷子深”,在这一刻,彻底没了意义。
或许经过很漫长的一段浮躁期之后,人们又会返璞归真,但是现在,“逐利”这种天性,使得人们更相信薛大鼎、王中的、薛仁贵等等长期为人所知的“能吏”。
那些个孤高的“深藏功与名”之辈,不管他们是不是真有才能,为了稳妥地实现自身财富的大规模增值,人们也会选择放在一旁。
只有等到他们把自己的业绩拿出来,在阳光下曝晒,才会受到人们的追捧。
有鉴于此,那些个看到其中内在变化的顶级精英,面对薛仁贵的第三次“威震华夏”,其震惊的缘由,和旁人是大大不同的。
甚至见惯了大风大浪,一向都是淡然处之的唐俭,在张德那里吃酒的时候,也是一脸震撼地叹道:“贞观吏治之变化,始于今日啊。”
“怎么?茂约公以为不妥?”
老张笑呵呵地给唐俭倒了一杯酒,二月里的黄酒,温热暖胃,对老者很是友好。
嘬了一口,唐俭点点头又摇摇头:“妥或不妥,说实话,老夫着实不知。操之啊,老夫一生不落人后,自认当世之英雄,便是去年,老夫也不以为差了薛仁贵这等小辈几何。”
“如今再看……”
顿了顿,唐俭把黄酒一饮而尽,一声长叹,“垂垂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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