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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延潮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心底激荡不能平,信到最末他不由想起严复的天演论。
又补了一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句话林延潮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写。
这话放在动物身上,好比气候变冷,更强壮耐寒才会活下来,这是没错。
但放在人上?怎么能轻易说一个人有用没用?
古时身强力壮者为尊,但后来赢弱书生也可为官。
再如残疾人,再如穷人,也用适者生存?
残疾人中有霍金,穷人虽穷,却更有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一旦遇到机遇也会翻身。
盛世百年让大大夫们缺乏忧患意识,从上到下只想着如何搞平衡,这样沉睡的雄狮不抽几个鞭子是决计醒不来的。
所以这句话正确也不正确一样,放在当下还是正确。林延潮尽管知道此言争议很大,但仍是写在给邹元标的信中。
二人都是同意将书信示于学生,所以书信内容由门下的讨论,传播了出去。
在万历十九年这个年份,在明帝国的东方,丰臣秀吉已是矢志讨伐朝鲜。
朝鲜国虽有听到风声,但国内官员上下仍是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
西北的顺义王,海西蒙古各部正与郑洛的大军对峙,副总兵哱拜增援时见平叛明军军容不过如此,不由生轻中国之心。
播州的杨应龙暂时臣服,内心却对大明更加不满。
而在帝国的内部,老百姓们刚刚从前两年的大旱里缓过来,但还未来得及歇一口气。
大明天子万历皇帝忧心于国本之事,想着如何拖一年是一年。
至于宰相申时行这边考虑着致仕之事,那边朝野上下却是飞语不断。
然而经过京师与无锡的书信往来,林延潮与邹元标两位朝野上下最负盛名的通儒间对话,在当今官员士子之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
身为礼部尚书,又有敢言之名,林延潮的两封书信可谓令人耳目一新,令天下的读书人对于事功学派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
邹元标的犀利的言辞,也是毫不逊色。
天下读书人围绕着有明治善治,约礼约法,慎刑繁礼,特别是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行激烈的讨论。
从兴办义学,再到开办报社,然后事功学派的复兴,以及在读书人圈子里流传,还有科举的侧重,最后是林延潮礼部尚书的身份。
这些合在一起在读书人中渐渐兴起了谈论实学的风气,不少有识之士目光转向经济民生,而不再是专注于经义礼法之上,这一场朝野上下辩论,就在大明朝这内忧外患的环境下贯穿了整个万历十九年。
林延潮有些欣慰,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总算有些成果,虽说成功尚远,但是孕育的土壤已是开始松动了。
林延潮尚未如何推波助澜时,哪知他的学生们更是干了一件,所有人没有想到的事。
在翰林院的新民报上,方从哲自作主张将林延潮与邹元标二人的书信辩论直接在报上刊发,并以翰林院的立场在二人的辩论后面发表社论。
林延潮知道顿时心疼,深觉得错过了一个机会。
这要是放在天理报上刊发,以邹元标与自己的名人效应,对于天理报的销量而言,肯定是一个井喷。但是想想也是算了,毕竟在礼部的报纸上登礼部尚书的文章总是不好。
但不得不说方从哲身为新民报的主编,在把握舆论热点爆点上确实干得漂亮。他利用自己是林延潮的学生的身份,搞到了第一手资料,并加以利用。
新民报定位就是面向读书人层面并走大众路线,不怕别人说自己媚俗,也不怕别人笑话层次低,但在娱乐之余在时政的评论上还是相对公正客观,选题上侧重于经济民生,并尽量解释得通俗化,不是动则以经义糊弄人。
故而新民报的成功自然有他的道理,这数刊登载林延潮与方从哲的辩论,以及持中的社论,一下子让新民报的销售突破了万份。
与邹元标辩论之时,林延潮也没有闲着。
工科左给事中陈应龙上疏朝廷,言现任兵部尚书王一鄂正在患病,应将封贡之权还给礼部,同时会同馆仍归于礼部管辖,以免耽误国事。
吏科右给事李沂上疏附和。
众所周知,这陈应龙,李沂二人都是万历十四年庶吉士,林延潮不仅是他们的恩师,也是他们为庶常的教习师。
上疏之后,申时行与许国通气后,决定如奏将事权还给礼部。
Ps:明日有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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