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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斯·布兰农当时二十五六岁,是一个身量不高、浅色头发的男人。
“你说是整晚上都在你弟弟家?”
“对,我大约6点钟到他家的。”
“你在那里待了多久?”
“一直待到10点半,然后我就回家了,发现警察正等着我,”
“你是在你弟弟家吃的晚饭吗?”
“是的。我是在那里吃的。”
“你们吃的什么?”
丹尼斯皱了一下眉,“烤牛肉,煎土豆,西红柿片,罐头桃子,咖啡。”
“你弟弟没结婚吗?”
“没有。”
“谁做的饭?”
“他的房东太太。阿尔贝特租了楼上一小屋。普特太太——她住在楼下——一个星期给他做四五次晚饭送上去。”
“她伺候你们两人一起吃的吗?”
“没有。她早就把饭做好送到楼上来了。阿尔贝特把饭菜放在烤箱里热着,等我一到,我们两人就单独吃的。”
“普特太太见到你没有?也许进去的时候?”
“我不太清楚。”
“你们吃完饭干什么来着?”
“我和阿尔贝特下棋。”
“整个一晚上吗?”
“是的,而且每一盘都是我赢了。阿尔贝特下得不灵。我想他可能对下棋不太感兴趣。”
“他对下棋不感兴趣,可他却跟你下了三个多小时?”
“对,阿尔贝特为人很随和,怎么说我也是他的客人啊。”
“你有没有印象谁可能想杀你太太?”
“什么也没有。一定是个溜门撬锁那类家伙。”
“你和你太太吵过嘴吗?”
“偶尔吵过,我想所有结过婚的人都会这样。”
“为了什么吵嘴呢?”
“没有什么太了不起的事,都是为了鸡毛蒜皮的事。”
“你知不知道一个姓葛林的人?查理·葛林?”
丹尼斯·布兰农摇了摇头。“这个姓名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你看见我们在你妻子身旁找到的手镯了吗?”
“看见了。”
“这方面你能提点什么情况吗?”
“不能。什么也不能。我压根儿就没见过那件东西。”
我又翻阅另一叠文件,是对普特太太的传讯。她既没见到也没听见丹尼斯到楼上他哥哥家来,不过她好象听见他十点半钟左右离去。
我又翻了一下对阿尔贝特·布兰农的传讯记录。
“你经常约你哥哥到家里来吃饭吗?”
“不太经常。不过昨晚上正好是那么一次。丹尼斯六点来的。我们一起吃饭,后来又下了一晚上的棋。”
“玩了几盘?”
说不清楚。大约六七盘吧。”
“你赢了一半吧?”
“没有,全都是丹尼斯赢的,他下棋下得很不赖。”
“你们开响了收音机了吗?”
“没有。”
“是吃羊肉排骨吧?”
“不是。烤牛肉,土豆,西红柿,罐头桃子片。”
“是土豆泥吗?”
“不是,炸的。”
“丹尼斯喝了几杯酒?”
“他不常喝酒。我们喝的是咖啡、奶油和糖。”
“你为什么不把你嫂子一块儿请来呢?”
“过去请过。不过,可能我招她讨厌。所以现在她情愿留在家里。当然,每次都说是头痛。”
我听到脚步声,密里肯队长出现了。“好呵,好呵,你还没走。这个工作一定挺有意思吧。你姐姐给我打电话说你还没回家吃饭。我不得不又回到局里来找你,因为只有我知道你在什么地方,怎么找到你。”
作者有话要说: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是晚上八点多钟了。我站起来,把布兰农一案的文件整理好。
密里肯坐进我刚腾出来的那把转椅。他身子往后靠时,我袖手旁观地等着看热闹,可什么也没发生。
我无可奈何地叹口气,把布兰农一案的记录放回档案柜。
我们回到档案组办公室,在那儿我向密里肯道了声晚安。我又磨蹭了一下,等他走后,便向夜间值班员要了一份本市户口册。
我在上面没找到丹尼斯·布兰农的名字,可我找到了阿尔贝特·布兰农的大名。他居然还住在1941年住的地址,这倒叫我感到有点诧异。
我先跟我姐姐通了个电话,告诉她我安然无恙,然后我就开车去访问阿尔贝特·布兰农。
他家在树木成荫的住宅区。我停好车就走到门廊上。按了一下那个直通楼上的电铃。
不大一会儿,二楼堂屋的灯亮了,一个人伸出脑袋朝下面喊道楼门并没有锁。
一个矮个儿的50来岁的人,头发开始发灰,但还少相,在楼梯口接待了我。
“阿尔贝特·布兰农吗?”
他点点头。
我犹豫一下,就把皮夹子拿出来给他看看徽章。“我是亨利·郝·勃克警长。”
他朝我肩后头瞧了瞧。“我还当你们当侦探的都成双成对工作呢。”
我自己也回头望了一下。“目前我有特殊任务,还没配上伴呢。您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你哥哥吗?”
他淡然一笑。“您不知道他如今在哪儿吗?”
“不知道。”
他请我进屋。
我走进一间舒适的小厨房,瞥见里间屋摆满了书架。屋里混杂着一股旧书味,烟斗丝味,也许还有烤牛肉味儿。
他从一个铁罐里往烟斗里装了一袋烟。“您干吗还要知道丹尼斯在哪儿?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能告诉我吗?”
他点点头。“丹尼斯已经在1944年死了。”
“1944年?”
阿尔贝特接着解释。“英勇战斗的最后一批阵亡战士,您知道。他是在马歇尔群岛卡瓦加林环礁登陆时阵亡的。您现在打听他干什么?”
我感到有点不自在。“是关于他妻子被凶杀的事。”
阿尔贝特扬起一边眉毛。“您是说您终于破了案吗?”
“恩……是的。”
“知道,就是您哥哥丹尼斯。”
他很感兴趣地等待我说下去。
“犯罪原因是我推理出来的:您哥哥发现他的妻子和查理·葛林有暧昧关系。我想他意外发现了她那个手镯就非要知道她是怎么得来的。他抓到她的时候正巧碰上了她多喝了点伏特加,因此她不光承认了这件事还逞能。丹尼斯一怒之下顺手抄起旁边的切菜刀就把她宰了。然后他就跑到这里来——可能中途把切菜刀扔进一条阴沟——你们俩就在一起编造了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是吗?那您凭什么认为那个证据不是真的呢?”
我得意洋洋地笑笑。“自从1941年以后,天主教教会确实在教规上放宽和开明多了,但是在那一时期并没有一个严守教规的教徒——丹尼斯·布兰农就是一个——会在星期五吃肉——而作案那天正是星期五。”我这当儿勉强笑了一下。“你们俩为什么不干脆告诉警察局那天晚上吃的是鱼呢?”
他跟我一道笑了。“普特太太在丹尼斯突然到来之前就做好烤牛肉送上来了。警方也传讯了她,您知道,如果我们当初说的不是烤牛肉而是别的,他们会立刻感到里面有鬼,如果允许我用这个词儿的话。”阿尔贝特解释道。
“哦,”我说。“那么,您承认那是编造的了?”
他耸耸肩膀。“可以这么说吧。”
我严峻地瞧着他。“这件案子我还有一处对不上碴儿。就是双胞胎的事。”
他显得迷惑不解。“什么双胞胎的事?”
“只要凶杀案一牵涉到双胞胎,就会出现花招这类事,比如说掉包什么的。”
阿尔贝特·布兰农眨了眨眼睛。“我们两人干吗要调换身份呢?我看不出有这个必要。况且,大多数的人一眼就可以把我们两人分辨出来。您要是不相信我是阿尔贝特,可以根据我的出生证核对我的指纹。”
“我相信您就是阿尔贝特。”我说。“看上去好象有义务……”我感到身上几乎有点发烧。“我的意思是说,只要是涉及双胞胎,传统上就几乎是……”
他用一种临床诊断的兴趣望着我,使我很不自在。“勃克警官,丹尼斯就算在30年前犯了星期五吃肉的错误,难道您就认为他现在会跳出来向您全部坦白吗?”
“恩,不会的,不过……”
“您认为一名审判官因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忘了是星期几就会判处他无期徒刑吗?”
“可是我想他不会忘记……”
“也许不会,不过一旦他的证明中那个小小的过失引起警方注意,我们就会承认这一点。”阿尔贝特善意地笑笑。
“您知道丹尼斯是个战斗英雄吗?”
“不知道,不过我认为那是两码事……”
“他是珍珠港事变的第二天入的伍。两枚银星奖章,三枚紫心奖章,四枚战斗星章。甚至还授予一枚模范军人勋章。您难道要在30年之后,玷污一名阵亡战斗英雄的名誉吗?”
“这根本谈不上什么玷污……”
“那么您打算要干什么?以帮凶罪名逮捕我吗?难道就没有一点法律限制吗?”
“对谋杀犯来说没有。”
“那么帮凶呢?”
“我不知道,我得查一下……”
“那么您认为今天一名审判官只因为我那死去的战斗英雄哥哥30年前一个星期五忘记吃鱼,就会以帮凶犯判我罪吗?”
“可您自己刚刚承认了……”
“您说的话对我不利,那一切向谁我都可以不认帐。”
我恨不得再咬另一个图书馆馆员一口。
阿尔贝特拍拍我的肩膀,慢条斯理地说。“亨利·郝·勃克警官,您难道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更聪明吗?”
我沉思片刻,叹了一口气。
我回到家里,在睡觉之前一口气连喝三杯白兰地。
我从未了的案件档案中,又拿出一个厚厚的布满灰尘的硬纸夹子,放在写字台上。
年份是1862年。
恩,我心想这一定会挺有意思。
我坐在椅子上,往后一靠……
他妈的……</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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