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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冯如有些失神,随即反应过来,一拍手掌大声道:“对,就是空军!是啊,时不我待啊,可我现在被困在这里,我怎么能出去,而且清廷既然已经盯紧了我,即便我去了上海,那里也依然是大清的天下啊!”
青年笑道:“先生大可放心,我的老板已经为您建好了全世界最好、最大、设备最为完善的飞机制造厂以及研发实验室,您在那里可以尽情展示自己的才华,没有任何人可以打扰您,只要您同意,我们立即想办法把您和您的家人秘密送出去!”
冯如十分激动地握着青年的手:“好好好,我愿意去,我已经等不及了!”
5月初,在铁血行动科的安排下,冯如一家安全抵达了上海,萧震雷专程从苏州赶来迎接,冯如对萧震雷如此年轻十分意外,但也变得很随意。
萧震雷筹建的飞机制造厂、研发室和风洞实验室让冯如十分满意,他欣然接受了萧震雷的聘请出任振华飞机制造厂的总设计师,然后又十分无奈地结束了萧震雷的约法三章,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准他亲自驾驶飞机实验性能,只能由专门的试飞员进行。
5月8日,在国内形势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实行所谓的责任内阁制,成立由十三名国务大臣组成的新内阁,《 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十三人中,满洲贵族九人,汉族官僚仅四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七人。这是一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具体的内阁名单如下:总理大臣奕劻(宗室),协理大臣那桐(满)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梁敦彦(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消息传出之后,举国哗然。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了反清情绪的高涨。直接促进了民族革命的爆发。
自去年九月开始,各省代表在资政院会议上提出要求颁布宪法、组织内阁、开设议院等要求,而且奉天的代表要求明年就召开国会,并认为军机大臣责任不明,要求设立责任内阁。在这长达半年多的时间里,立宪派人士多次赴京请愿运动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实行内阁制,可这内阁就是个皇族内阁,根本是换汤不换药。
立宪派请愿的目的本有两个。其一是速开国会,其二是责任内阁,速开国会的要求就已经被打了折扣,而责任内阁又完全是一个皇族内阁。这让立宪派人士大失所望,对拥护清廷之心瞬间冷却下来,包括曾经的铁杆立宪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人。
与朝野立宪派的普遍失望相比。地方汉族大员对新内阁的反感同样是致命的。“皇族内阁”剥夺了地方督抚直接向皇帝上奏入对的权利,改将各省交由内阁统辖。而这是早已坐大的地方实力派完全不可接受的。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当革命匆匆来临。以往曾维护皇室、反对革命的立宪人士和地方官僚为何竟大都抱持幸灾乐祸、乐观其成的态度。
在这件事情上,清廷方面可以说在政治举措方面是一个巨大的错误,这还不算,紧接着第二天。5月9日,清廷方面为了缓解财政压力,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策动下,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且将铁路权抵押给四国银行贷款一千六百万英镑。
要知道之前清廷早就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权力出售给了民间,而且粤汉铁路早已经集股兴建当中,清廷的这一举措,无疑是朝令夕改,简直就是抢钱,都已经卖掉了铁路权居然还有无条件收归国有,这样的朝廷还有公信力可言吗?
5月14日,长沙举行了万人群众集会。接着又举行了长沙至株洲的万余铁路工人的示威,并号召商人罢市,学生罢课,拒交租税以示抗议。在湖南人民的带动下,湖北、广东、四川的人民也都积极行动起来,保路运动很快发展成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其中,同盟会会员龙鸣剑等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为首的荣县军政府。
四川修筑铁路的股金,不仅来自绅士、商人、地主,还有农民,而且农民购买的股份占很大比例。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以后,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因此招致了四川各阶层,尤其是广大城乡劳动人民的反对,从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
6月中旬,为抵制清政府出卖已集股兴工的粤汉、川汉铁路权利,川汉铁路股东代表在成都开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在广东,广东粤汉铁路股东召开万人大会,一致抗议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提出“万众一心,保持商办之局”,并致电湖南、湖北、四川各省,谓“铁路国有,失信天下。粤路于十日议决,一致反对”,全国的保路运动由此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七月,萧震雷已经感觉到中华大地上的巨大变化,清廷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了,恰逢王亚乔派人说已经与南洋第九镇统制徐绍桢联系好了,可以随时安排他与徐绍桢见面,而徐绍桢由于思想上也比较倾向革命,因此也想跟铁血救国党的首脑人物见上一面,在双方都有意愿的情况下,这次的见面就顺理成章了。
约定的地点在江宁城内一家酒楼,萧震雷便服赶到的时候,徐绍桢已经到了,桌子上一叠花生米、几个小菜,还有一壶酒,桌子边坐着一个穿着马褂的五十岁左右。留着浓密短须的中年人,此人身体颇为硬朗。有行伍之风,他就是徐绍桢。南洋第九镇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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