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第六节 巴氐据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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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巴氐据蜀

晋朝国内崩乱之际，首先割据的是巴氐，比刘渊起事还要早，只不过巴氐之地所处偏远，没有迁都大局罢了。李特，巴西人，祖上是苗族人，巴人民俗剽悍，善歌舞。魏武帝时拜特祖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复号巴氐。

李特的父亲李慕，是东羌猎将。元康之时，关西大乱，百姓四散逃往，逃到巴蜀的人有很多，但是朝廷不许流民在此久留，派御史前往慰劳，又下令不准进入剑阁。御史李苾受了贿赂，因此上表替流民求情，朝廷下令准许百姓留居益、梁。益州刺史赵廞反叛，开仓赈济灾民，广收流民之心。李特率领族人归附了他，李特等人专为寇盗，蜀人都很怕他。赵廞自称大都督、大将军、益州牧。赵廞杀了李特的兄弟，李特率本部兵马出走绵竹。李特出兵攻打成都，成都陷落，赵廞出走广都，被杀。朝廷派罗尚为益州刺史，李特听说后很害怕，于是遣弟于途中贡迎，罗尚很高兴。李特有雄据巴蜀之心，朝廷因他讨伐赵廞有功对他有封赏。朝廷催遣流民回乡，李特多次为流民上表奏请，因此流民都很敬重他，流民归特者过二万。广汉都尉曾元带兵攻打李特，杀了很多部众，因此流民推举李特为主。李特率兵攻打成都，罗尚据守，又遣使求救于梁、宁二州。李特自称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诸军事。李特破梁州刺史与尚军，遂寇成都。益州从事任明给罗尚出主意，自己假装投靠李特，然后请求回家看望一下，借机偷偷联络诸村堡，诸村皆听命。惠帝遣荆州刺史去救成都，罗尚也趁势出城掩杀，李特被斩杀。李流收敛残兵退守，李含劝李流投降，李流答应了，遣世子入质。李离听说要降，心中不悦，于是暗自领兵攻尚。李流死了以后，诸将推许雄为主。许雄事无巨细俱听命于李国、李离兄弟二人。永兴元年，许雄僭称成都王。后来范长生劝雄称尊号，于是雄僭即帝位，国号蜀。遣李国、李云攻打汉中，汉中沦陷。李国镇守巴西，被部下杀死，以巴西降罗尚。后来罗尚死了，益州被攻破。后又派人攻打巴东，宁州刺史降，南中之地尽归于蜀。

巴氐之乱，原因有四:其一，关西丧乱，不能安抚民众，致使流民四散。其二，流民剽悍刚勇，蜀人软弱，主不制客。其三，晋朝一统江山时间不长，根基不稳，尚存好乱之心。其四，兵力不足，指挥不一。

历史冷知识普及:巴氐。巴氐是氐族的一个分支。氐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民族，从先秦至南北朝，氐族分布在今甘肃、陕西、四川等省的交界处，大部分集中于陇南地区。关于氐族的起源主要有两种：一说氐、羌同源而异流；另一说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都是两个不同民族。

氐族是中国古代民族，居住在今西北一带，东晋时，在北方和西北建立过前仇池国、前秦国、后凉国。

氐族自称“盍稚”，“氐”为它族对其之称。魏晋以降，逐渐成为氐人自称。似与分布在秦陇、巴蜀之间峻相接的地势有关。如陇等。由于氐与羌相邻，先秦人乃视之为氐地之羌，又觉与羌有别，因称之为氐羌，或单称氐。孔晁在《逸周书王会篇》“氐羌以鸾鸟”的注中就提到：“氐羌，氐地羌，羌不同，故谓之氐羌，今渭之氐矣。”氐，乃由地名而转为族名。其部落众多，因地而异，有白马氐、清水氐、略阳氐、临渭氐、沮水氐、氐、麋（糜）氐等。又以服色而名之为青氐、白氐、蚺氐（一说即赤氐）等。

关于氐族的起源，主要有两说：一说氐、羌同源而异流；另一说氐、羌虽自古关系密切，然而从来都是两个不同民族。第一说认为，殷和西周，氐族尚未从羌族中分化出来。《尚书牧誓》提及商末期周率“蜀、羌、、微、卢、彭、濮人”伐商，有羌无氐。殷周甲骨卜辞中，虽已出现氐字，如在武丁时的卜辞“雀取氐马羌”、“牧氐羌”、“氐羌刍五十”，等等，非族称。春秋战国时开始以氐作为族称，如《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互人之国，炎帝之孙，名曰灵，灵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据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注：“互人国即《海内南经》氐人国。氐、互一字盖以形近而讹，以俗‘氐’正作‘互’字也。”说明春秋战国时已有“氐人”存在。但在先秦史籍中往往氐羌连用或并称。如《诗经商颂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逸周书王会篇》曰：“氐羌以鸾鸟”；《竹书纪年》提及：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武丁三十四年“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等。由于羌先见于记载，氐羌又往往连用或混用，如白马氐，又称白马羌等。再据《大荒西经》，氐与羌均被认为是炎帝之后裔，炎帝为姜姓，氐人酋帅与羌人同，亦多姜姓。因而认为氐羌同源，氐出于羌。范晔在《《后汉书西羌传赞》明云：“金行气刚，播生西羌。氐豪分种，遂用殷强”。宋丁度等《集韵》亦云：“氐，黎都切，音低，羌也”。或云氐族是汉化了的羌人。氐族最终形成单一的民族，是由于有些羌人部落从高原迁于河谷，由游牧转向农耕，并在与周围汉族日益频繁的接触中，受汉族先进经济与文化的影响，使其语言、经济、文化发生变化所致。第二说认为，氐、羌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两个民族。由于古代氐与羌都是西戎，居住在西方，境地相邻，且多错居杂处，关系十分密切。但从羌、氐的原始分布、经济生活、服饰习惯等方面看，两者差别很大，氐有自己独特的语言、风俗习惯、心理状态，与羌不同，故自古就是两个独立的民族。氐族先人究竟来自何方，鱼豢《魏略西戎传》称氐人“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道者”。街、冀、道均属天水郡，街，即街泉县、治今甘肃省庄浪县东南；冀县，治今甘肃甘谷县东；道县，治今甘肃省陇西县东南、鱼豢所云氐先人为街、冀、道地区诸戎，正与氐族的传统地区相符。上述诸戎历史可追溯到春秋时期。《史记秦本纪》载前361年（秦孝公元年）秦孝公西斩戎之王事，王疑即是氐王。可知街、冀、道之戎，似为氐族源流之一。另外，或认为，氐与古老的三苗有渊源关系。三苗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重要部落集团，与华夏族先民有极为密切的联系，在《尚书》的《舜典》、《大禹谟》、《陶谟》、《禹贡》、《吕刑》诸篇中均记有三苗之事迹。三苗最早分布地带北达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与作为华夏文化来源的仰韶文化分布区是紧密相连的，由于华夏集团向南扩张，三苗不得不向西向南迁徙。一支沿汉水向西北迁徙，即《舜典》提及的“窜三亩于三危”，迁徙到渭水上游和岷山以北的地区，亦即后来氐族的原始分布中心；而另一支向南迁徙至鄱阳、洞庭湖之间，后复向西移，逐渐分布于湘西、黔东一带，其中一部分成为今天苗族的先人。因此，或认为三苗西徙和南迁的两支分别成为氐族和苗族的渊源之一。从氐族和苗族都有相同的创始传说，与以服色为部落区分标志的共同特征、共同的农耕方式、氐族地区留有苗的遗痕等方面均可得到证实。第一，据《魏略西戎传》载氐人“其种非一，称盘瓠之后”，而在三苗后裔的武陵蛮中也有盘瓠为始祖的传说；第二，同书又云氐人“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而苗族亦以服色分为黑苗、白苗、红苗、青苗、花苗等；第三，氐人从先秦以降就是农耕民族，三苗的后裔武陵蛮也是农耕民族；第四，据《水经注渭水》条云：“渭水又东历大利，又东南流苗谷水注之，”清孙星衍云：“泾谷、伯阳谷、苗谷三水今清水县界。”清水县所属略阳郡正是氐族比较集中的地带。苗谷之来源，可能与“三危三苗所处”有关。因此，氐与三苗似有渊源关系。

综上所述，氐族始见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籍中。其来源可能与三亩及街、冀、道之戎有关。同时，由于与羌族相邻，又杂居共处，也吸收一些羌族成分。汉魏后，氐族已形成一个较强大的人们共同体。

一般认为从春秋战国至秦汉，氐人活动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岷山以北的地区，约相当于魏晋的陇西、南安、天水、略阳、武都、阴平六郡及其南邻，即今甘肃省东南、陕西省西南、四川省西北交界处，包括渭水、汉水、嘉陵江、岷江、涪江诸水源头。起初主要聚居地区在西汉水、白龙江流域，此外，还与它族杂处。正如《史记西南夷传》所云：“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都最大；自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最大。其俗或土著，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

汉代在氐族聚居区设有武都郡、陇西郡、阴平郡等，并置十三氐道。一此制始于秦。《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提及：县“有蛮夷曰道”。《后汉书百官志》亦云：“凡县主蛮夷曰道。”据《汉书地理志》及《水经注漾水》等记载，汉代在氐族聚居区设置的道、县有河池县、武都道、氐道、故道、平乐道、沮道、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甸氐道、阴平道、刚氐道、湔氐道、略阳道等。其中刚氐道、甸氐道属广汉郡，湔氐道属蜀郡。上述十三道俱在陇以南，汉中以西，洮岷以东及冉以东北，与《史记》、《汉书》有关记载相吻合。

从西汉至三国，氐人经历了两次较大的迁徙。第一次是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11年（元鼎六年），汉武帝刘彻开拓西南境，遣中郎将郭昌等攻灭氐王，置武都郡。创郡立县后，氐人受排挤，便向境外的山谷间移动。前108年，“氐人反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魏略西戎传》概括之曰：“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应为‘禄福’），或在、陇左右。”一部分移至河西禄福，一部分迁至关中水、陇山之间。汉武帝出兵镇压氐人反抗，迁徙一部分氐人于酒泉郡，即酒泉禄福之氐。

第二次迁徙是发生于219年（东汉建安二十四年）。东汉末，群雄割据，争战连年。氐区介于曹操、刘备两集团之间，往往成为两者争夺人力物力的对象。氐族豪帅亦乘机而起，在武都地区形成四股势力：一是兴国氐王阿贵，居兴国城（今甘肃省秦安县东北）；二是百顷氐王杨千万，居仇池山（今甘肃省西和县西南，一说成县西北）；三是下辨（或作下辩，治今甘肃省成县西，时称武街城）等地氐帅雷定等七部（各氐王皆拥有氐众万余落）；四是河池（治今甘肃省徽县西银杏镇）附近氐王窦茂，拥氐众万余人。四者各自称雄，不附汉、魏。211年（东汉建安十六年），阿贵、杨千万等随马超反曹操。越两年，操命夏侯渊西征。次年，灭阿贵，千万率众投马超，随超南入蜀，投奔刘备。其部落不能去者皆降于操，操对被征服之氐人区别对待，“前后两端者”，徒置于扶风、美阳；“守善者”，分留天水、南安界。215年（东汉建安二十年），曹操领兵征讨汉中张鲁，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被操遣将击破之。操自陈仓出散关至河池，窦茂率众据险抵抗，为操攻灭。次年，夏侯渊“还击武都氐羌下辩，收氐谷十余万斛”。219年（建安二十四年），曹操至汉中，以夏侯渊已被刘备所杀，武都孤远，恐氐部为备军所用，遂令雍州刺史张既至武都，徒氐人5万余落出居扶风、天水二郡界内。未几，刘备占领汉中，进逼下辩，魏武都太守杨阜又前后徙武都汉民、氐、（或作氐）万余户于京兆、雍、天水、南安、广魏等郡县之内。从220年（东汉建安二十五年）至240年（曹魏正始元年），武都郡的氐人被强制迁徙或归附曹魏者又有3000余落及6000余人，被安置于关中。在魏蜀争夺中，也有一些氐人徙居蜀汉。

因而，至魏晋，氐人除原在武都、阴平二郡外，又在关中、陇右一些郡县形成与汉人及其它各族交错杂处的聚居区，一是以京兆、扶风、始平三郡为中心，尤以扶风郡为多，集中在雍（今陕西省凤翔县西南）、美阳（陕西省武功县西北）、（今陕西省陇县东南）、麋（今陕西省千阳县东）等县。另一分布中心是陇右的天水（今甘肃省天水市）、南安（治今陇西县东南）、广魏（治今秦安县东南）三郡。广魏郡晋时改为略阳郡，其中最著名的如略阳蒲（苻）氏、吕氐，其先人都是从武都迁来的。十六国时，汉国、前赵、后赵、前秦等多次将氐人迁往关东河北等地，氐族分布地区日益扩大。如石虎徙氐、羌15万落于司、冀两州，苻坚将关中氐族15000余户迁于冀州邺城、并州晋阳、河州罕、豫州洛阳、雍州蒲坂等地。氐族强盛时，人口将近百万。

氐族是一个以定居农业为主的民族，其定居农耕生活可追溯到东周。板屋是古代。西部汉族和氐族住宅建筑的普遍形式。《诗经秦风小戎》曰：“在其板屋，乱我心曲。”东汉班固撰《汉书地理志》有云：“天水、陇西，山多林木，民以板为室屋。”天水、陇西二郡，尤其是天水以南武都郡春秋以降为氐族聚居区，“民以板为室屋”，当然包括氐人在内。而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渭水》条提及氐人传统分布区上一带“乡居悉以板盖屋”。《南齐书氐传》亦云：“氐于（仇池）上平地立宫室、果园、仓库，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所治处名洛谷。”与羌族“俗皆土著，，居有屋宇。其屋，织牦牛尾及羊毛覆之”截然不同。

在汉代，氐人已有较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后汉书西南夷传》云：“土地险阻，有麻田，出名马、牛、羊、漆、蜜。”鱼豢《魏略》亦云：氐“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华阳国志》谈到武都郡的情况时又云：“土地险阻，有麻田，氐，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戆。出名马、牛、羊、漆、蜜。有瞿堆百顷险势，氐常依之为叛”。瞿堆百顷即指仇池山，在今甘肃省西和县南，“其上有丰水泉，煮土成盐”。仇池山上土地丰饶，聚集人口达数万户，为氐人重要农业区。南北朝时，除了外徙的氏人逐渐被汉化外，秦岭以西、宕昌以东的氐族农业也有发展。《梁书诸夷传》云：武兴国“地植九谷……种桑麻。出、绢、精布、漆、蜡、椒等。山出铜铁”。随着农业的发展，纺织工艺水平也有很大提高。早在东汉时，氐人的纺织品已输往内地。《说文》云：“，氐人殊缕布也”；“纰，氐人也”。氐人利用麻缕，织为异色相间的“殊缕布”，畅销内地。漆、蜡的生产，亦说明氐人的手工艺达到一定水平。前秦时泾水渠的开凿及区种法的推行，均有助于氐、汉等民族农业的发展。

关于氐人早期社会组织情况，西汉初，氐人各部已“自有君长”，有众多分支，各有称号，作为统治阶级中代表人物的“王”、“侯”已经形成。《魏略西戎传》提及：“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诸部“各有王侯，多受中国封拜”，“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即氐人虽大量移入关中或留居原地，受郡县统辖，但仍保留了自己的部落组织，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局面，受豪帅或小帅的支配。氐人有自己的语言，由于与汉族等杂居共处，又兼通汉语。《魏略西戎传》云：“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又云：“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姓如中国之姓。”疑有讹文。《通典》作：“其俗、语不与中国及羌、胡同”，似较确切，说明氐语虽属汉藏语系，但与汉语及羌语等还有不同。分布于四川省平武县、甘肃省文县境内的白马藏人或即氐人的遗裔。由于长期受汉、羌、藏等民族的影响，语言已十分混杂，但仍保留了本民族一些语言的特点，如野兽、皮子、房子、菜、大、小、粗、细、看、说、给、砸、逃跑、身体、屁股、尿等基本词汇，与藏、羌语有所不同，可能沿袭了古氐语的某些因素。氐人的服饰也有自己的特点，尚青、绛及白色。善织殊缕布，喜穿麻布衣。《魏略西戎传》云：“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南史武兴国传》亦提及氐人“著乌串突骑帽，长身小袖袍，小口裤，皮靴”。与羌人“皆衣裘褐”、“披毡为上饰”，“被（披）发覆面”有所不同。

氐人早期婚嫁之俗与羌族相似。《后汉书西羌传》云：“其俗氐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十二世后，相与婚姻。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嫂）。”《魏略西戎传》亦云：“其嫁娶有似于羌。”也许与《西羌传》所记相似。不过至56世纪，由于与汉族等杂居，氐人的婚俗和文化有所变化，“婚姻备六礼，知书疏”，与羌族的习俗相去甚远。

魏晋统治者从封建阶级的利益出发，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思想支配下，对内属氐族的统治上层，一方面封官赐爵，予以羁摩拉拢；另一方面置护西戎校尉，驻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管理关中氐、羌、杂胡事务，并派汉人司马、护军等加以监督。氐族人民除了受本族大小帅统治，还受晋朝官吏的压榨。晋初规定：“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祖四斛，户绢三匹，绵三斤。”较曹魏时的田祖多了一倍。并规定“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近夷“服事供职，同于编户”，负担甚重。而且，“受方任者，又非其材，或以狙诈，侵侮边夷；或干赏啖利，妄加讨戮”，更加深内迁各族人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内迁诸族人民往往沦为依附农民或相当于依附农民的世兵，甚至被大批掠卖为奴婢。残暴的统治，引起内迁诸民族对晋王朝的反抗，294年（元康四年）秋八月，秦、雍的氐，羌悉反，立氐帅齐万年为帝。齐万年为关中扶风氐豪。潘岳在《上关中诗表》中云：“齐万年编户隶属。为日久矣！”即其先祖似已隶属于郡县。齐万年起事后，天水、略阳、扶风、始平、武都、阴平六郡氐、羌等纷纷响应。起义的中心在陇山一带。当年秋齐万年被推为皇帝后，率羌胡北上，围攻安定郡的泾阳（今甘肃省平凉市西北）。

297年（元康七年），主力军7万人移驻梁山（今陕西省乾县西北），企图东攻长安。晋以梁王司马彤为大都督，督关中军事，屯军好（今陕西省乾县东南），命建威将军周处等以5000兵攻齐，双方战于六陌（今乾县东北），晋军大败，周处被杀，震撼晋廷。后齐万年又与晋积弩将军孟观统领的宿卫兵及关中卒大战10余次，终因粮尽援绝，于299年（元康九年）正月，在中亭川（今陕西省渭水支流漆水河）兵败被俘，旋槛送洛阳遇害，余万众在寅人李特的率领下，进入益州蜀郡，继续斗争，拉开了流民起义的序幕。

西晋至南北朝时，清水氐杨氏曾建立仇池政权，临渭氐苻坚建立前秦，略阳氐吕氏建立后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