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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方面,考成法的成绩最为显著。考成法实行以后,规定征赋不足额的,巡抚和巡按御史听纠,府、州、县官听调。所以它像一根鞭子,督促各级官员不得不为开源节流方面狠下工夫。根据隆庆二三年间的预算,每年国家收一百五十万两,支出四百多万两,财政赤字一百五十万两;在考成法实施三年之后,库存银达七百零三万两,每年正常开支三百九十余万两,尚有盈余三百万两,京师地区的存粮可支七八年,这是怎样辉煌的成就!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张居正的考成法,可以看到它的一些漏洞,比如,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控制六部,那么谁控制六阁?大约应该是皇帝。谁控制皇帝呢?没人控制皇帝。这是人治不可避免的漏洞。今天我们提出依法治国,这是一个历史性进步,但我们也看到,虽然法令、法规制定了不少,但在很多情况下,是有法不依,是权大于法;虽然制定了不少决策、决议,但往往只落实在会议室里,落实到了纸上,而没有落实到行动上,落实到结果上。制定和完善法律、加强决策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抓落实,抓执法。
在张居正推出考成法之后,成绩斐然,万历三年(1575年),查出各省抚按官名下未完成事件共计237件,抚按诸臣54人。凤阳巡抚王宗沐、巡按张更化,广东巡按张守约,浙江巡按肖廪,以未完成事件数量太多而罚停俸三月。
万历四年(1576年),朝廷规定,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山东有17名,河南2名的官员,因地方官征赋不足九成受到降级处分,而山东2名,河南9名官员受革职处分。
在张居正整个当政期间,因为考成法而裁撤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立限考成的三本帐,严格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每逢考核地方官的“大计”之年便强调要将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专靠花言巧语、牟取信行的官员列为下考,对于那些缺乏办事效率的冗官,尽行裁撤。同时,张居正又广泛增添人才,提拔拥护改革、政绩卓越的官员,委以重任,因为有考成法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
与历史上的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安石变法等几次重大改革相比,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年间
的张居正变法,是改革范围最广,收效最好的一次,而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张居正首先进行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为以后实行一条鞭法等经济改革提供了组织保障。
秦东在后世对万历新政有一些了解,现在他的官制改革已经完成,如果继续深入下去推出考成法,那么势必会造就一个办事效率高效的政权,而这正是他所需要的,推出考成法之后,对那些懒惰的官员、不思进取的官员是一种鞭策,等过几年之后在顺水推舟推出反贪污法,让官员既能高效办事,也能廉洁奉公,当然再严密的制度也总是会有漏洞,总有官员为了钱而铤而走险,所以适当的提高官员的俸禄也是必要的,另外就加强思想教育,在这方面宣传上的作用非常大。
秦东花了一些时间将考成法的具体内容写出来之后将佩特乌斯、费尔顿、钟晖等主要官员召集起来,然后把写好的考成法各给他们发了一份,“你们看看,为了督促官员上进,努力为民众办事,提高工作效率,本王写了几项法规,称之为《考成法》,看了之后提点意见!”
几人分别接过从侍从手上递来的羊皮纸,羊皮纸上详细写了考成法的具体内容,他们越看越惊讶,如果考成法出台,那么势必会对所有的官员都是一个督促的作用,办事拖拉、光说不练的官员可能会混不下去。
佩特乌斯看完后说道:“大王,下官认为这个考成法非常好,如果颁布出来的话,只拿钱不干活的官员绝对没有了,否则到了年底就过不了关,我完全赞同,只是现在就推出这个项法规是不是太着急了一点?毕竟我们才刚刚进行官制改革,许多官员还没有从这场地震中回过神来”。
费尔顿也说出了自己的意见:“我倒是认为此事推出这项法规最为合适,趁着官制改革成功这股浪潮继续推出考成法非常的及时,官员们既然接受了官制改革这个事实,那么对于多出来一个考成法又算得了什么?如果等以后再推出这项法规又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秦东看向钟晖:“钟大人以为如何呢?”
钟晖捻了捻胡子,思索一番后说道:“大王,下官也赞同此时发布这项法规,不过立法很容易,困难的是将法规执行彻底,这才是关键!”
秦东听了一拍桌子大声道:“没错,钟大人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就是执行的力度已经要彻底,要成立相关的官署监督法规的执行情况!”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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