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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欲之辨,即伦理道德与人们物质精神生活欲望之间关系的争论,是宋明时期伦理思想争论中的核心命题之一。

不过由于今日的太学之会是群体论战,所以自然也有其他人说话的机会,姜星火抛砖引玉之后,并不急着用“破窗”来论证些什么,更不急着先请神开大。

解缙沉吟刹那,一马当先道:“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皆是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故此欲不可去,应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对于头马的积极表现,姜星火相当满意,若是事事都要自己亲力亲为,确实未免有些太累了,还是有人帮衬着冲锋陷阵比较好。

解缙引用的基本都是荀子的观点,也就是肯定人们正当的物质欲望,认为物质欲望是君子和小人的共同要求。

实际上,理欲之辩渊源于先秦,是儒家内部一个经典辩题,只不过以前吵得没有这么厉害,没有彻底把天理和人欲进行二极管对立。

反方辩手这边,则是汪与立接替刚才趟雷趟了个灰头土脸的杨敬诚出场。

实际上,实力最弱、资历最浅的杨敬诚,刚才也有这个觉悟,毕竟关学传到他这一辈,实际上就只剩下一个门楣了,真到了关键时刻让他上,他肯定掉链子,所以前面不太体面的试探工作,还是主动承担起来比较好,好歹还能留个印象分又不太得罪人,在这种盛会中有点参与感。

“此言谬矣。”

汪与立同样跪坐的很板正,一派老卫道士的风骨,看起来义正严词的反驳,但很快,就让人觉得不对劲儿了。

“《论语·尧曰》有言,欲而不贪,君子谋道不谋食,‘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但君子所寻,又岂能与小人相同?”

高逊志眉毛一挑,不漏声色地看向汪与立。

好你个老小子,我们中出了叛徒!

而杨敬诚也是同样一怔。

看起来汪与立回答的没问题,为何二人会如此?

这就不得不说一说金华学派在学术光谱中的定位了。

汪与立作为掌门人的金华学派作为承担过鹅湖之会举办工作的高门,在如今大明的思想界,属于是那种既有底蕴又有实力的学派,上百年来开枝散叶,积攒了不少家底,但也正因发展时间过长,所以现在的金华学派,跟南宋时期的金华学派,还是有些似是而非的。

在南宋时期,金华学派是浙东事功学派的一支,与永康、永嘉学派同气连枝,主张“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但在一切具体的学术观点上,则与理学、心学都有调和折中的地方,在学术光谱上的属于那种实学里偏右的存在。

但随着世事变迁,南宋时期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局面被打破,并且呈现出了一去不复返的架势,永康、永嘉学派纷纷树倒猢狲散,主张实学的浙东事功学派只剩下了金华学派这一支,而程朱理学则彻底压倒了心学、实学,成为了官方指定考试学问,也就是官学。

因此,金华学派不得不掉头,开始修改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学术光谱上从实学偏右,变成了理学偏左。

但是学术纷争这种东西在南宋实学、心学、理学三足鼎立的时候,金华学派因为不够激进,所以经常被永康、永嘉学派狂喷软弱;而到了实学彻底失势,金华学派被迫融入理学,却又因为观点靠近心学、实学,被传统的程朱理学卫道士们狂喷偏激,道统不纯。

所以怎么都是被嫌弃呗?

而在“古今王霸义利”三辩后,汪与立也是有所反思,世事易变,金华学派这艘大船,到底要不要调转船头,重新回到过去的航道上,作为当年的实学三大家之一,重回实学旗帜下,是一件值得思考的事情。

正是因为存了这份重新改换门庭的念头,汪与立才用了孔子的论点,而不是孟子的,孔子的观点更加中庸平和,而孟子和荀子才是理欲之辨的对立观点。

而在理学的捍卫者们看来,卫道不纯粹就是纯粹不卫道。

眼看着汪与立软弱的态度要坏事,高逊志马上出手了。

“天理,人欲,相对也。所谓‘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道之所在,岂能混淆?”

高逊志虽然被姚广孝和姜星火拿捏了一番,但正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歪,在这种卫道原则上面,高逊志还是要站在对立面的,而且是绝不会动摇的那种。

金华学派家大业大,确实要有所顾虑,而高逊志虽然也开书院,但跟金华学派不是一码事。

高逊志的观点,就是着重阐发孔孟思想,强调大道和天理,轻视功利和物欲,认为只有做到轻视功利和物欲,才能防止人心生乱。

这边解缙继续回怼:“先圣有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世上岂有只存天理而无人欲的道理?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若无一扇窗户遮风挡雨,王叔明便是心中再笃信天理,恐怕也得被冻死吧?天理终归是不能代替遮风挡雨的,而要我看来,王叔明不仅需要窗户,还需要玻璃窗!整个大明百姓,都需要一扇玻璃窗!”

这就是要充分主张发展经济,鼓励人们合理的物质欲望了。

“不可,既有纸窗可遮风挡雨,何须各个要一扇玻璃窗?”

高逊志开始上强度了:“苟存无欲,则虽赏而不窃;私欲苟行,则巧利愈昏萁子昔年劝谏商纣王之象牙筷,难道不是这个道理吗?”

嗯,高逊志说的就是后世比较有名的“象牙筷定律”。

殷纣王即位不久,命人为他琢一把象牙筷子,贤臣萁子说:“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瓦器,要配犀角之碗,白玉之杯。玉杯肯定不能盛野菜粗粮,只能与山珍海味相配。吃了山珍海味就不肯再穿粗葛短衣,住茅草陋屋,而要衣锦绣,乘华车,住高楼。国内满足不了,就要到境外去搜求奇珍异宝,我不禁为大王您担心,这样注定会消耗国力,恐怕天命不在大商了。”

果然,故事的最后,纣王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益收狗马器物,充仞宫室,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因此百姓怨而诸侯叛,亡其国,自身赴火而死。

至于历史的事实是不是如此,现在哪怕有甲骨文的出土,和民间龙骨的收集,也难以考证了,但这个故事确实是很经典的物欲升级的故事。

现代的消费主义也是如此,你说故事没道理肯定是不对的.人心就是如此,有了好的就要更好的,世人的贪欲都是这样,也就是所谓的“得寸进尺”、“得陇而复望蜀”,按理说是没有止境的。

而对于君王的贪欲来说,则更为可怕,因为他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没有人可以阻止他,《诗》云“商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顺着这个逻辑辩驳,那么肯定是辩不赢的,因为这都是理欲之辨的老套路了,祭出“象牙筷定律”就意味着不能顺着对方思路来了。

这时候,张宇初忽然开口道:“夫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喜怒哀乐,又可去乎?”

张宇初的应对之策,同样没有出乎反方的预料。

因为理欲之辨,归根到底还是落在人身上,而只要是人,就有欲望,这就是正方的跟脚所在,你可以指望普罗大众提高思想觉悟,但伱不能指望所有人都像圣人一样舍弃大部分欲望,哪怕是苦修者类型的卫道士,也做不到这一点。

张宇初的观点就是认为人之有欲无可非议,正如喜怒哀乐之情不是恶一样,欲同样不是恶,也不可根除,这就相当于你不能为了“非礼勿视”把自己双目给挖了似的。

眼见正方避战,开始回避话题,反方辩手们顿时气势为之一振。

高逊志乘胜追击道:“存天理,灭人欲,明道先生(程颢)有言: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实际上,自北宋开始,天理和人欲的关系成为当时思想家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宋代天理人欲之辨发端于张载,成立于二程,至朱熹而集大成,在这个命题上,二程是高度统一的,他们都把“理”或“天理”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范畴,把它视为宇宙的根本原则。

胡俨亦是振奋出声:“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所谓‘欲与喜怒哀乐,皆性之所有者’大谬矣!君子慎独,陈明本心,便是要去喜怒哀乐于己身,人欲有何不可去除?”

王允绳这时候也跟着帮衬道:“天理只是仁义礼智之总名,仁义礼智是天理之件数,故此,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应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显道心。”

说罢,王允绳还瞪了一眼汪与立。

看看,这才叫理学偏右的攻击性。

什么“好荣恶辱、好利恶害,固然是君子小人所同”.看看你师道先生说的是什么话?这是我辈卫道士能说出来的?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才是正道。

显然在理学极端保守派的观点看来,天理和人欲是高度对立的。

而按照胡俨引用《朱子语类》的说法,就是认为人心追求的是耳目之欲,过分了是有极大危害的,而道心追求的是天理或义理,因而是精微的,人们只有克服私欲,才能使人心转危为安,道心由隐而显。

孔希路看着姜星火,眼见局势有点一边倒,但也不好说太狠的话,只是轻飘飘地说道。

“人之既生,以保生为全;全之所阶,以顺感为务。若味近以亏业,则沉溺之衅兴,怀末以忘本,则天理之真减。”

意思就是理解把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作为保全生命的前提条件,但也反对人们沉溺于私欲,因而减损天理。

呃,咋说呢,这种表态在一群理学极端保守的卫道士里,已经算是很平和的态度了,完全是看在姜星火的面子上才没下狠手。

今天反方们寄出来的大招,还是朱熹留下来的那套,朱熹早年曾受业于胡仲原、刘彦冲,二人皆好佛,朱熹亦出入佛、道,直到而立之年才正式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但朱熹的学术思想虽然庞杂,可归根结底,其实就是“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这三板斧,而“主敬”、“穷理”、“躬践”这三板斧的问题,其实姜星火在江南治水告一段落时讲学的时候,就已经大致拆解过,这里面的东西,都跟理、欲之辨有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朱熹的学说主要就是围绕“理与欲”的关系而展开的。

杨士奇这时候眼见局势一片大好,虽然心中对始终没出声的姜星火和姚广孝有忌惮,但也晓得这时候是开口的好机会,于是说道。

“诚如朱子所言,有天理便有人欲,便似天理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好,便有人欲冒出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理本多,人欲也是天理里面出来的,虽是人欲,人欲中自有天理但这种关系同样是此消彼长的,此胜则彼退,彼胜则此退,绝无中立不进退之理,凡人不进便退也。”

接着,杨士奇又举例道:“譬如楚汉之争,刘邦项羽相拒于荥阳、成皋之间,彼进得一步,则此退一步;此进一步,则彼退一步,这时便需安营扎寨,慢慢苦捱,捱得一毫去,则逐旋捱将去,此心莫退,终须有胜时王叔明何须玻璃窗?便是苦捱,又真能一病不起吗?”

显然杨士奇的观点属于右中右了。

这时,姚广孝忽然开口,大笑道:“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太学之会的辩手们先是一愣,旋即是曹端想到了什么,然后是关学的杨敬诚面色变得古怪,这种古怪,就像是无声的浪潮一般,开始蔓延开来,整个会场都变得寂静无比。

“怎么念了一段佛经就不说话了?”

这把旁边正听得尽兴的留学生们给搞蒙了。

谁也不清楚,为什么刚才理学阵营的卫道士们正在穷追猛打,怎么忽然就跟身前出现了哥斯拉一样马上就给吓停了,更不明白区区一段佛经,怎么就有集体沉默的效果。

别说是胡汉苍和吕恭这种新来的留学生不懂,就是李杰、贺段志也闹不明白。

最后还是带他们来的小胖子一番解释,这才明白了过来。

这里面是有个说法的,之前说过,朱熹早年学佛,而他的三板斧里的东西,很多又是缝合出来的,为了解决体系内已有的bug,不得不从体系外找补丁。

而朱熹讲的天理和人欲,实际上追根溯源,是北宋张载所谓的“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另一种说法,但张载没有说气质之性是天地之性派生的,只提到天地之性是形而上的本体,而气质之性是形而下的表现。

实际上,张载的人性论来源于佛门的佛性论,他的纯粹至善的“天地之性”理论,在过去的儒学体系中,无论是孔孟荀时代的先秦儒学,还是两汉经学,亦或是魏晋玄学,都没有任何依据,而是佛教“真如佛性”的翻版。

正因为如此,博学的曹端才最先反应过来,而关学传人杨敬诚,自然也晓得自己流派祖师张载的理论是怎么来的,而后就是其他大儒。

如果光是借鉴,其实也没什么,毕竟儒释道三教发展了上千年,互相借鉴的地方多了去了。

但问题就在于,之前说过,朱熹早年是学佛的,朱熹构建的体系,是以天理为人心的“本体”,且这个天理也是净洁无瑕的,但这在传统儒学体系中也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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