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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零六章 举足轻重的朋友
印度的问题,归根结底是17亿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用某家西方电视台的报道来说:印度战争之前,印度的问题是几百个婆罗门贵族争夺利益而产生的问题一,而印度战争之后,印度的问题就17亿贫苦大众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的问题。
这句话从根本上反映出了印度的国情,也反映出了共和国面临的问题。
当初,裴承毅退出竞争总参谋长的行列,主动提出前往南亚战区司令部,就是因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南亚战区司令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需要一个非常了解当地局势的司令官。王元庆没有同意裴承毅的请求,把刚刚晋升为陆军少将的袁晨皓派了过去,也是因为袁晨皓全程参与了印度战争,是共和国军人中,除了裴承毅之外,最了解印度与南亚局势的将领。
虽然年轻了一点,但是袁晨皓在南亚战区司令部的表现可圈可点。
当然,裴承毅早就明白元首这么安排的用意。
从根本上讲,共和国在印度的处境比较尴尬。早在战争爆发前,王元庆就明确提到了战后问题,即如何解决战后的印度社会矛盾。正是如此,在制订战争计划的时候,裴承毅准确无误的抓住了重点,一再缩短战争进程,以便让王元庆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战后的印度社会问题。即便战争以对共和国最有利的形式结束,战后的善后工作仍然非常棘手,对共和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击败印度军队容易,可要改变印度人的思想观念却不容易。
从某种意义上讲,共和国要想击败印度,只能利用印度的内在矛盾,也就是用印度人对付印度人,在更深的层次上寻找突破口,而不仅仅是采取军事行动。这么看的话,第四次印度战争结束后,共和国的“印度攻略”就正式启动了。
最有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共和国主动邀请印度成为“中国-南亚市场共同体”的观察国。
虽然提出这一设想的是赵润东,但是将其变成事实的则是王元庆。即在王元庆回到中央之后,也就是2022年底,由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之后,共和国当局才积极推动印度以观察国身份加入市场共同体。当时,持反对意见的人不在少数,甚至连部分高层官员都认为王元庆此举形同玩火,向印度开放市场,帮助印度发展经济,简直就是与虎谋皮。虽然当时王元庆的主张很明确,即改善与印度的关系有三个目的,一是占领印度市场、二是利用印度的庞大劳动力,三是维护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三点都对共和国有好处,所以王元庆的主张得到了包括赵润东在内的大部分高层领导的认同与支持。加上当时共和国正在积极谋划日本(半岛战争实际上是“日本攻略”的一部分,只是因为日本当局极为明智,没有卷入才使其成为了一场针对美国的战争),需要稳住印度,也就需要在经济上做文章。但是从事后的角度来看,王元庆此举的第四个目的更加重要,那就是以帮助印度发展经济为名,在印度培养一股新型势力,逐步引发与激化印度的社会矛盾,从而达到“以印制印”的目的。因为第四次印巴战争是在纪佑国执政时期进行的,“中国-南亚市场共同体”也是在纪佑国的全力支持下成立的,加上王元庆与纪佑国的特殊关系,所以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王元庆的对印战略很有可能是纪佑国一手策划的,甚至可以说,王元庆能在2022年回到中央,以国家副元首的身份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与正式实施纪佑国的对印战略有很大关系,要知道,在此之前赵润东并没在对印战略上采取得里措施。
由此可见,即便没有印度战争,印度也会衰落。
从国际角度看,印度战争是印度称霸南亚与印度洋、从而跻身世界列强的战略野心与共和国已经成为超级大国、力图控制东方世界的战略决策之间的矛盾;从国内角度看,印度战争是控制印度的利益集团、及婆罗门贵族为了追求最大利益与印度的民族精英、也就是在对外开放中逐步强大起来的民族资本家与民族企业家为了维护民族利益而形成的矛盾。只要认清了这两个问题,就知道该如何处理印度的国内矛盾了。
事实上,王元庆力排众议,没有肢解印度,就是为了利用印度的国内矛盾。
设想一下,如果按照普通人的想法,共和国在取得军事胜利之后,为了一劳永逸的消除印度的威胁,按照印度的民族组成结构,将印度肢解为数个、甚至数十的国家,即便印度斯坦族的人数较多,也可以分解为几个国家,或者按照王元庆对付印度的办法,在印度斯坦族的基础上成立一个较为松散的联邦制国家,共和国能够轻易的控制印度吗?
毫无疑问,答案是否定的。
肢解印度不是难事,难的是,如何维护局面,也就是让新成立的国家生存下去?
别的不说,光是维护几个、乃至几十个新国家,共和国就得投入难以想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结果肯定是劳而无获。关键是如何牵制人口最多的印度斯坦族?虽然印度斯坦族只占印度总人口的40%多,连一半都不到,但是乘以印度的人口基数,那就是8亿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除了印度斯坦族,人口第二多的泰卢固族只有大约1.4亿人,而最想获得独立的阿萨姆族仅仅只有几千万人。也就是说,在17亿印度人中,印度斯坦族不但人口最多,而且没任何一个少数民族能够挑战其主导地位。如此一来,即便将印度肢解成了数个或者数十个国家,印度斯坦族也会想方设法的再次完成统一,甚至有可能利用统一战争,大量消灭其他少数民族,最终使印度斯坦族成为印度的“多数民族”。虽然陷入战乱的印度,不大可能对共和国构成威胁,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共和国要的不是一个战火不断的印度,而是一个和平稳定的印度,因为共和国发起印度战争的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用印度的市场与劳动力解决共和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事实上,印度战争还没结束,共和国就遇到了相似的挑战。
战争后期,西方新闻媒体一再宣称共和国将肢解印度,并且借此机会吞并印度的部分地区,比如印度南端的喀拉拉邦(面向印度洋,拥有卡特利特、科钦、特里凡得琅等深水良港),而美国与欧洲当局也一再表示,对共和国的战后政策感到高度担忧,希望共和国能够理智的解决印度问题。
种种因素都限制了共和国在印度的政策。
说简单点,如果共和国不能妥善解决印度问题,不但会遭到国际社会谴责、给西方国家可趁之机,还会陷入印度泥潭。
战争结束后,西方国家就采取了行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共和国施加压力。
可以说,裴承毅没能去成南亚战区司令部,与西方国家的干预行动有很大的关系。不管怎么说,正是裴承毅指挥共和国军队击败了印度,如果再让裴承毅去南亚战区司令部,负责印度的占领工作,肯定会给西方国家更多的借口。虽然袁晨皓也参与了印度战争,但是他的名声与威望均不如裴承毅,影响自然小得多。
当然,在印度的战后问题上,共和国早就有所准备。
从某种程度上讲,共和国扶持以苏沃斯为首的印度临时政府上台,已经用非常含蓄的方式宣布了对印政策。
如果完全站在共和国的立场上,苏沃斯肯定不是理想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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