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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李曜提及“好处”二字,众人心中便忍不住暗道:“秦王的好处,只怕不是那么好拿的。”
果然,李曜笑吟吟地说道:“河西、陇右二节度,当年曾经兵雄天下,而如今却不复置久矣,孤若以二节度为赏,邀令朔方、邠宁、泾原、天雄以及归义五镇合而击之,下鄯州者得陇右,下凉州者得河西,诸公……以为如何?”
郭崇韬一拍大腿:“实乃妙计!”他兴奋地对着地图指指画画道:“归义、朔方、邠宁三镇,一在凉州以西,顺祁连山可至,一在凉州以东,越贺兰山可至,一在凉州东南,西出萧关可至,且此三镇相距凉州距离差别不大,一旦相争,正是势均力敌,为据此重地,必然不留余力。”然后又一直南面一些的地方,道:“泾原、天雄二镇离凉州较远,且中间有陇右诸州隔绝,多半只能争夺陇右。相对而言,天雄军的秦州、成州本就属于陇右,看似有些地利,但若以大王方才这般酬功之法,实则反而不利于天雄。”
他说得兴奋指着地图侃侃而谈:“大王、诸公,请看此图,以秦州出兵夺取鄯州,至少须得经过渭州、渭源、狄道、大夏、河州、龙支六个军镇,然后才到鄯州,而且这样的出兵路线还是在秦州军先将陇右东南部的叠州、宕州、岷州、洮州四地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才能走的。而相反,泾原镇看似离鄯州更远一些,然而实际上泾原却只需直接往西北出兵攻取会州,而后便有两路可走,北路可走广武而至鄯州,南路可走金城(兰州)而至鄯州,相对秦州,反而简单。”
史建瑭与秦州的天雄军节度使李存审有些交情,闻言不禁有些不服,仗义道:“由泾原而取鄯州,道路固然便捷,然则泾原张氏懦弱无能,岂是德祥公之对手?”德祥,是李存审的表字。
他这一说,李嗣恩作为李存审的义兄弟,也表示支持,道:“某也以为如此,天雄军本有善战之名,存审吾兄治军宽严相济,到任秦州后一扫旧弊,整军强训,其效昭彰。此前大王攻略凤翔、关中之时,国宝曾代行指挥之权,那时便对天雄军颇有赞誉。以某看来,天雄军一旦出击陇右,那些乌七八糟的吐蕃、青唐羌乃至吐谷浑人,望风而降说不定都是有的。”
李承嗣却有些迟疑,沉吟了一下,摇头道:“德祥自是名将无疑,只是从秦州而取鄯州,这中间的势力实在过于复杂,望风而降云云,最好还是不要太过希冀。只消这一路诸州诸镇稍加抵抗,秦州军进兵的速度便会受到严重的拖延。而相反,泾原军虽然主帅无能,但毕竟只须取会州、金城两地,便可一路直奔鄯州,这一优势,实在太过巨大……这样来看,某还是更看好泾原一些。”
几名文臣自然不会对这种明显的军务插嘴,但李巨川却除外,他原是在崔胤被杀之后由李曜直接扶上相位的,当初在李曜麾下为幕僚,其参谋之能一直偏向军务,与更加偏向政务的李袭吉一奇一正,也算是优势互补。如今李曜麾下这四员大将两两分执一词,他也不甘寂寞,插话进来。
不过李巨川却并非直说秦州、泾原谁更有机会先夺鄯州,而是道:“用兵当如水,水无常势,谁先夺得鄯州,有时候未必是我等帷幄之中便能全然料定。不过大王,仆方才听四位将军提起泾帅懦弱,却是想起一件大事来了。”
“哦?”李曜刚才那个提议以前并未在脑中仔细规划,只是他临时起意罢了,刚才四将相争只是,他本也在心中思索秦成、泾原这二镇抢夺鄯州的话,究竟谁更有优势,听得李巨川这么一说,不禁下意识反问:“何事?”
李巨川扬眉道:“鄜坊镇此前被撤藩,而保塞军原是从鄜坊镇分割而出,如今朝廷声威大振,定难拓跋氏一则不敢与我交锋,二则被军械监矿产贸易所迷,如今在夏州老实得仿佛家中犬彘,仆以为保塞军已无需再设。”
众人咋听此言,俱是微惊,须知保塞军节度使李嗣源乃是与李曜私交相当亲密,而且他也是晋王李克用看重的义儿之一,当初李克用准其出任保塞军节度使,一方面是应李曜所请,一方面也是李克用对他的忠诚颇为放心,用他为延帅,有制衡李曜的作用。
虽然今时今日,以保塞军不过三万的兵力,要想制衡秦王李曜已经无异于天荒夜谈,但他的存在毕竟有着一种特别的象征意义,李巨川这个提议,无非是说要将保塞军裁撤……这本身并无问题,问题是保塞军裁撤之后,李嗣源如何安排?李克用会如何去想?
果然,李曜也皱起了眉头,摇头道:“保塞军……”
但今天李巨川似乎有恃无恐,竟然拱手打断道:“大王,保塞军无须保留,若大王是为延帅去留为难,则大可不必。”
“哦?”李曜似乎并不计较他方才的些许无礼,点头道:“那你且说说看。”
李巨川便道:“保塞军裁撤,延帅转任泾帅。”
众人眼前一亮,心头纷纷暗道:“这倒是个好主意,只是不知泾帅张珂会不会抗命?”
李曜却面色未变,只是沉吟了一番,问道:“朝中可有空缺?”
李巨川身为吏部尚书,自然立刻接口:“回大王,兵部尚书出缺已经两年之久。”
“那好。”李曜轻轻松松地就决定了一个方镇的变更:“王相公,一会儿你代孤命中书拟诏:调泾源节度使张珂出任兵部尚书,另加检校司空,封宁国公。撤销保塞军镇,原保塞节度使李嗣源转任泾源节度使,原保塞军两万八千余就地转隶泾原镇,为其牙兵。鉴于李嗣源目前不在军镇,保塞军撤销之事待他自太原南返后执行。”
王抟心中感叹:“秦王今日之权威,竟已盛极至此!堂堂泾原一镇,有兵四万,节帅张珂一家,两代四帅传至今日,如今秦王一朝意动,竟是说调任就调任了……这中枢权威,数年前何曾敢想?只是秦王威权至此,陛下那头却不知何等心急如焚……罢了,罢了,陛下御极凡十二载,全无一事之成,或许这天下真该换个天子了……”他想到这里,自己也吓了一跳,但又自己开解自己:“总归秦王也是高祖太宗之后,为何就做不得天子?”
他一边心跳加速,一边拱手应命:“遵秦王教令。”
李曜看了李巨川一眼,又问:“这下如何?”
李巨川笑道:“这下对德祥公却有些不公平了。泾原、保塞两军相加,约莫将有七万大军,而天雄军却只三四万,且路途更是难走不少。”
李曜点了点头:“既然如此,则将叠、宕、渭、岷、洮五州划一新镇,名唤……平西。若秦帅拿下此五州,便任此职,治所自选。”
李嗣恩隐隐觉得有哪里不对劲,想来想去,忽然明白过来,诧异道:“这么一来,岂不是将陇右节度使所辖之地一分为二了么?这……这陇右节度使的成色,可就比河西节度使差得多了。”
他这一说,郭崇韬也微微一怔,心中顿时醒悟起来:“难怪此前大王一直倾向于撤藩,这次却宁肯再设一大镇,原来是又要玩一次一石二鸟……咦?不,不对,这分明是扔三颗石头,要打下一群鸟啊!”
他之所以忽然醒悟这一点,得从陇右、河西两镇节度使的设立原因,乃至整个“节度使”这一强权职务的设立说起。
大唐和吐蕃,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兴起,在原先的历史上又是自始至终相并存的两个强大的政权,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关系也是时战时和,在当时世界来看,颇有东方双子星的意味。大唐是公元七、八世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繁荣一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当大唐正处于威震海内的唐太宗统治之际,在其西南正在崛起一个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
早在公元六世纪,吐蕃就先后吞并了周边地区的部落,成为当时西藏地区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到松赞干布(公元617~650年)统治时期,统一了吐蕃地区,从而建立了一个强盛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使其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对其心生畏惧,“其赞普弄赞,雄霸西域,隋开皇中,其住论赞索弃赞都,播城已五十年矣,国界西南与婆罗门接,自大唐初,已有胜兵数十万,号为强国……党项、白兰诸部及吐谷浑、西域诸国咸畏惧之”。
可以说,吐蕃政权的兴衰与大唐的强弱是相始终的。当时,在唐朝的西北与西南地区,堪称“霸主”,对于唐朝来说,这是一个强有力的劲敌。俗话说的好,“一山不容二虎”,两个强大的政权并存,他们的关系是可想而知的。
唐与吐蕃这两个并存的强大政权,在历史发展中,双方处于矛盾战争与友好往来交织发展的复杂局面,双方关系和战无常。在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唐蕃双方在和亲政策下,保持着和平、友好相处的局面。可是,好景不长,随着唐太宗和松赞干布的去世,唐蕃之间的和平关系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70年(公元650~820年)的争战。虽然中间也有着和平,但是那都只是一段短暂的小插曲。直至长庆会盟之前,这期间基本上是以战争关系为主流。
然而,到唐中后期,唐朝处于政权不稳,帝位更替频繁,国势渐衰,边疆各少数民族部落及政权纷纷发起骚乱的阶段,而吐蕃却处于势力渐强的上升趋势当中。面对着这种内忧外患,特别是面对强大的吐蕃的东进,唐朝被迫改变了其军事战略,由唐太宗时期的军事进攻转为军事防御,河西、陇右、剑南唐蕃边界等节度使由此设置,以此来保障腹地安全,即采取“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正如班勇所说:“边境者,中国之唇齿,唇亡则齿寒,其理然也”,桓宽也说:“边强则中国安”。在历史上,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对待边疆治理上基本上都采取这一态度,唐朝也不例外。在对待吐蕃问题上,就采取以边境保中国,即“安河陇、保长安”的防御策略。
唐朝初期,尤其是太宗一朝,唐朝边境稳定,与周边民族部落之间相安无事。从高宗开始,唐朝势力开始停滞不前,到武后时期则明显开始衰弱,远不如前。而在其北方、东北、西北及西南的少数民族势力却逐渐发展强大起来,不断伸入唐朝境地,对大唐的边疆统治形成了威胁。初期,唐朝在边境地域设置的都护府,到中期以后,也是势力大减,很难抵御少数民族的势力发展,有的甚至向内地迁徙,有的成为行政单位,为了边境的稳定和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大唐在边镇重新设置了新的军事管理机构——节度使。
所谓节度使,就是掌握边镇武力的官员,又称方镇或藩镇。节度使的设置,目的就是为加强边防,给边境诸州都督带使持节(节是权力的凭证),以增其临济决断的权力,主要是防止少数民族的入侵,从而保障边疆的稳定和内地的安全。节度使的形成,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节度使”一词早在高宗永徽年间就出现了,“自高宗永徽后,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命官”。
在初期,节度使只是对“持节都督”的一般称呼,并不是正式的官名,后经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几朝的发展,逐步形成和完善。正式以“节度使”为官名,是从唐睿宗景云年间开始的。景云二年(公元711),“贺拔延嗣除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自此始有节度使之号,遂至今不改焉”。景云二年(公元711)“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自此而后,接会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自此,节度使制度正式设置。
而节度使制度的基本形成却是在唐玄宗统治时期,“明皇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节度治理,其初固止于沿边十道耳,自安禄山之乱,则内地始置九节度讨之”。
节度使由初期在北方及西北、西南边境设置,到后期普及中原,乃至在全国范围内形成,逐渐发展完善起来,其权力也愈来愈大,甚至朝廷也渐不能制。
具体到此次李曜拿出来作为驱动几大藩镇夺回河西陇右诱饵的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设置,在初时有着其深刻的背景及原因,是集合了多种因素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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