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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上来看,都是理财。大宋财富就那么多,你不设法创造出更多的财富,那所谓的理财就是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去创造财富。只有一块大饼,三个人分,你分得多了,其它两个自然分得少,矛盾自然就大了,所以这办法行不通。退一步说,即使文荆公变法成功了,也无法从根源上解决财政危机,迟早都要引爆新的危机。”

李虎认同范直昌的观点。

大宋财政危机的确不是土地兼并引起的,大宋的财政收入非常高,但大宋制度造成的三冗弊端造成国库入不敷出,一旦有了战争等额外支出,财政随即无法维持。

“土地兼并的最大弊端是地主想方设法少缴或者干脆不缴田赋,如果我们从土地兼并问题上着手,修改‘田制不立’这个基本国策,是不是可以增加赋税收入?”李虎问道。

“你这个想法蔡京试过了,西城刮田所就是负责干这个,这个办法作用有限,就算我们抛开贪赃

枉法的因素让官田数量增加了,但总体财富没有增加,而且,它将严重影响粮食产量,继而直接影响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范直昌这句话让李虎很惊讶,“有这么严重?”

范直昌点了点头,“本朝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正是得益于‘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土地制度,这个制度一旦改了,赋税收入不是增加,而是骤减。”

“本朝的土地制度允许农户将荒闲田土开垦为自己的恒业,并加以政策支持和鼓励,这导致农户们纷纷向过去荒闲的水域、滩涂、沙地要土地,出现了圩田、沙田等一系列新的土地,直接推动了土地垦殖数量的增加。这个制度如果改了,还有谁去开垦土地?”

“土地是自己的,所以不管是小农家庭还是大地主,都会竭尽全力将自己拥有的土地效益最大化。对于小农家庭来说,主要是勤恳劳作、利用更为先进的耕作技术及工具提高产量,以便养活自己,改善生活;对于大地主来说,不仅要在土地上进行规模化耕

作,以获得最大收益,还要倾力投资以便把这份家产世代继承下去。这直接导致农业发展,粮食产量增加。如果土地都变成官田,土地都是官府的,农夫们为官府种田,还有多少积极性?官府又会在土地上连续投资以提高产量吗?”

“土地兼并导致租佃制出现,而租佃制对农业生产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地主有土地,将土地租佃给无地农户耕种,双方依照契约进行收益分成,在此制度下,佃农可以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另外由于地主少、佃农多,有竞争,使得佃农耕地积极提高,而地主因此获得更多的土地收益。由此促进了农业发展,提高了粮食产量,提高了农夫们的生活水平。”

“农业发展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随即出现。朝廷为解决这一问题,积极发展工商、采矿、纺织、加工、运输等行业,以帮助乡村的剩余劳动力生存下去,并确保国家的稳定。假如土地制度改了,农业发展陷入停顿甚至倒退,那么我们拿什么养活一亿人口?土地是国之根本,土地制度更关系到国祚兴亡,今日中土的土地制度有利于国家发展,为什么要修改?”

“不管是我祖父,还是文荆公,蔡京,没有人对大宋的土地制度提出质疑。”范直昌郑重说道,“大宋的土地制度绝对不能改。”

“当然,土地兼并的弊端非常严重,它直接导致贫富分化,尤其到了今天,贫富悬殊更是可怕,由此导致叛乱迭起。早年王小波、李顺起义,檄文里就提出要‘均贫富’,宋江、方腊起义同样如此,但贫富分化不仅仅是土地兼并造成的,还有其它各种原因,而解决贫富分化就是要修改财经制度,合理分配财富。为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变革,但像文荆公、蔡京这样变革显然不对,虽然他们的初衷都是好的,他们也不想搜刮百姓,把百姓逼上绝路,但结果偏偏把百姓逼得造反了。”

“总帅现在的变革属于是拨乱反正,以换取民心。”

“拨乱反正的后果是赋税锐减,赋税锐减的后果可想而知,虽然现在朝廷的机构和官员大量精简,废除了所有不合理的费用开支,包括京都扩建都停了下来,而军队仅保持在四十万不再增加,但天下三分,战争不断,目前的赋税收入只能维持正常

开支,进行一统天下的征伐大战绝对不可能。”

“我们在此情况下,继续走文荆公的变法之路肯定不行了,我们必须走其它的路,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农工商并重,在进一步发展手工业,增加总体财富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商业,然后在此基础上修改赋税制度,合理分配财富,以实现国富民强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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